虚拟领导：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曹晓丽 刘显迪 莫程凯

　　Politis等从领导主体角度出发，以他评的方式进行测量，开发了包含4个维度的量表，分别为按结果而不是活动进行管理、改善虚拟沟通、处理虚拟会议和时间表，以及提供虚拟反馈和支持。［17］该量表衡量了虚拟领导的结构。

　　Ibrahim从领导主体角度出发，以他评的方式进行测量，认为虚拟领导包括4个维度，即在线互动、电子文件共享、在线会议和计划共享。［18］该量表衡量了虚拟领导行为的有效性。

　　目前，国外学者开发的虚拟领导量表已经应用于实证测量，并达到了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在现有量表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是Kayworth等所开发的34题项量表［7］。但是，已有量表测量的维度不能与现代虚拟工作情况相吻合，在虚拟程度改变或混合工作的情形下难免会欠缺一定的适配度。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在现有量表的基础上，从组织管理的客观情境出发，关注组织管理中的实际工作方式，结合虚拟领导与面对面领导的行为、领导有效性以及领导结构，开发结构更加完善、适用性更强的测量量表。

　　四、虚拟领导研究框架：前因变量、中介路径和调节机制、结果变量

　　本研究梳理和回顾了虚拟领导前因变量、中介路径和调节机制、结果变量，形成了虚拟领导的研究框架（见图2）。

 

　　（一）虚拟领导的前因变量

　　虚拟领导如何产生，其过程又被何种变量影响？与关于虚拟领导的作用效果的研究相比，目前直接探讨虚拟领导形成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变革型领导理论为虚拟领导的形成机制阐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领导者与组织成员的互动能够催生虚拟领导并影响虚拟领导的水平。目前关于虚拟领导产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未指派明确领导者的前提下，虚拟领导如何自然产生。沟通频率和沟通媒介的使用是影响虚拟领导有效性的两个主要因素。Charlier等通过实验证明，当组织未明确指派领导者时，随着组织成员分散程度的增加，组织成员沟通的频率也会增加，这有助于虚拟领导的自然产生。另外，虚拟领导对计算机媒介的使用能力也是影响虚拟领导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当领导者使用计算机媒介的能力高时，虚拟领导的有效性会增加。［19］

　　沟通媒介对虚拟领导存在“双刃剑”效应。媒体丰富性理论认为，丰富的媒介允许传递多种语言和非语言线索，使用自然语言，提供即时反馈，并传达个人感受和情感。当媒介丰富度高时，领导者与组织成员的沟通更加准确，更容易使双方达成共识，从而帮助领导者更好地管理虚拟团队，增强虚拟领导的有效性。［20］

　　除了媒介的丰富度，组织成员在媒介中的匿名性也会影响领导的有效性。基于变革型领导理论，Hambley等发现，当通信媒介的匿名性更强时，虚拟领导的变革型领导行为会更有效。［20］变革型领导行为可以减少团队中组织成员由于地理分散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激励组织成员实现组织目标，但在虚拟团队中，领导者很难促进团队沟通［21］，因此，组织成员在媒介中的匿名性可以帮助其缩小心理距离，提升虚拟领导的有效性。

　　（二）虚拟领导的中介路径和调节机制

　　部分变量与虚拟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