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价值指归、异化图景与风险纾解路向／韩亚琦 孟丽荣

　　1.实现技术自主：以价值引领技术开发，确保数字嵌入的意识形态耦合

　　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的耦合问题，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也必须重视自身的意识形态耦合问题。从数字技术对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塑形式来看，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特质代表的是一种“数字民主化”趋向，本质上是有利于实现民众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但为何这种“去中心化”特质会引发人们对文化秩序重塑的恐慌，甚至可能成为颠覆党的文化领导地位的异化力量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导权建设在意识形态属性上的不完全耦合，而这种不完全耦合又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我国当前数字技术创新的不完全自主。客观来看，我国的数字技术仍处于发展的初期，只有少部分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大多数技术是在国外数字技术开源框架基础上的简单调整，这就使得西方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游走于我国的数字文化空间。由此可见，实现我国数字技术的完全自主十分必要且紧迫，其目的在于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融入我国自主开发的数字源码成为可能。为此，国家不仅要在政策上为数字技术研发构建良好的创新环境与竞争机制，在资金上加大对数字技术研发的扶持力度，而且要对数字技术研发人员开展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确保数字技术的研发与价值设定以主流意识形态为遵循。即便在数字技术自主尚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也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要通过加强数字监管来限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数字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确保投入使用的数字技术在价值设定上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目标相一致。

　　2.加强制度保障：改变技术法权属性，打造社会主义性质的数字平台

　　数字技术在实现自主创新后，并不必然消除数字僭越、数字鸿沟和数字霸权等异化力量。这种异化本质上是数字技术所呈现的支配效应的“镜像”，而这种支配力量形成的根源在于数字技术的私人属性与资本逻辑的“联姻”影响了社会主义的秩序格局，并由此引发了文化建设秩序的混乱。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数字技术的支配力量，就必须改变数字技术的法权属性，变数字技术的私人属性为社会公共属性。有学者指出了国家力量介入数字技术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在数字技术的本土发展中必须重视技术的共有性。［27］当数字技术成为国家建设发展的公共资源时，国家便获得了对数字技术进行合法约束和分配的权力，能够通过顶层设计的制度规范有效避免数字功能僭越、消除数字鸿沟现象和防止数字文化霸权。当前，为改变数字技术的私人属性，防止其被资本逻辑吞噬，已有政府部门与技术平台开展深度合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