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价值指归、异化图景与风险纾解路向／韩亚琦 孟丽荣

　　列宁也未明确地提出文化领导权概念，但是，他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斗争中重新评价了文化斗争战线的作用，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4］。列宁从未抽象或孤立地谈论文化，而是立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充分利用和争取新闻媒介，将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延伸到传播领域，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唤醒”无产阶级意识的功能。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整体上继承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率先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的概念。葛兰西认为，政党应该通过彰显与强化“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来赢得在文化领域的领导与支配地位，从而帮助自己获得政权，“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5］。这表明政党在争取与获得政权之前，以及在掌握政权之后，都必须通过文化领导权建设来不断地再生产政权合法性的意义源泉与社会心理。对于如何争取这种文化权力，葛兰西认为要重视利用市民社会之中的教育机构、大众传媒等文化机构来运作与施行文化领导权，这些承载文化传播功能的机构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媒介。

　　从以上对文化领导权建设思想的回顾可以看出，文化领导权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基本结构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核心要素：①文化空间——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基本场域；②政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导力量；③民众——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体力量；④技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介体力量。我们也可以把文化领导权建设简要理解为政党利用特定技术载体对民众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通过民众的文化认同而获得政治认同，并取得领导与支配力量的过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人们习惯性地将文化领导权建设重点放在“文化”本身，而忽略了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效能影响至关重要的载体——技术工具的研究。实质上，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重在建设，而建设的过程一定有赖于技术工具的参与，文化则是为实现领导权而作为政治问题被提出来的。若单纯着眼于文化的力量而忽视技术对文化的塑造，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文化领导权建设传统的偏离。这就启示我们：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对文化领导权建设进行整体性思考，不可忽视技术力量对文化建设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在当代语境下激活文化领导权建设传统的内在潜力。

　　当前，以互联网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以算法为驱动的数字技术成为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标志，甚至被各国视为高度现代性的象征符号、权力工具和巨大利益的可能来源。数字与文化的融合建构起新的文化发展秩序，当今时代，谁掌握了技术，谁就拥有了传播正确思想的话语权。［6］为此，我国制定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7］，将数字技术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领导权建设提出了“守正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