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价值指归、异化图景与风险纾解路向／韩亚琦 孟丽荣

　　（二）数字赋权：数字技术作为新质文化权利的崛起

　　文化领导权的建设主体是从事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创造的人民群众。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自觉的政治认同与价值认同一定是建立在利益获得的基础上的，这种利益既有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样也包含精神生活的需要。当代意大利著名学者安格鲁?帕尼比昂科认为，权力是一种“交换关系，因而是互惠的”，“只有在满足了别人的需要和期待后才能对他们行使权力”［13］。文化领导权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政党只有带领与组织群众争取获得文化发展的自主权利，才能够增强自身的文化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对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实现人民群众文化发展的自主权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党提供充足的优质文化资源，也需要人民群众有利用各种物质资源自主参与社会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内在驱动力。

　　当前，数字技术表现出强大的赋权效应。在文化生活中，民众不仅可以自主选择多元的优质文化，而且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自身的文化创作能力。对于一些文化精英之外的群体，这种赋权效应更为显著。例如，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民众可以沉浸式地享受虚拟仿真的文化体验，也可以在数字平台上随时领略经数字影像处理的历史珍本的时代风华。对具有艺术创作意识的个体而言，利用数字技术的通用功能可以承担多项工作任务，使个体能够不依赖于常规的团队合作而独立高效地完成某些复杂的艺术创作。民众从文化消费的客体跃居为文化生产的主体，极大地促进了民众的自主文化发展权利的实现。对民众而言，这不单单是一种能够使生活更加便捷的技术，而是进入了一个完全能够自我管理、自我实现的“数字文化世界”。数字技术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不仅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工具或载体，而是成为人类的文化创造本身”［14］，数字技术在文化空间已经作为一种实现文化解放的新质文化权利强势崛起。从权力的发生逻辑来看，中国的政党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本身具有同构性，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因此，帮助民众利用数字技术发展自主文化权利，提升民众的文化获得感与文化参与感，对于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同样具有强化作用。

　　（三）数字嵌入：数字与文化的融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从来不是理论与观念的强制灌输，而是要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下实现整体文化发展的繁荣兴盛，这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意义所在。数字技术在文化场域的深度嵌入与文化发展相融合，催生了文化数字化与数字文化化现象，造就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为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现实载体。

　　一方面，通过数字嵌入与技术重构，实现文化的数字化。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持续合法性来源于民众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认同。以往凝聚文化认同力量主要是通过国家颁布政令来调节与引导文化发展的方向，或是通过文化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和自我努力来获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