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价值指归、异化图景与风险纾解路向／韩亚琦 孟丽荣

　　一方面，数字技术强大的通用功能会增强人们的技术依赖，消解党实施文化领导权的自觉性。在未使用数字技术之前，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主要依靠人力完成，并为实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广泛深入开展，逐渐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大格局，党员干部对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与责任感。但是，在数字技术表现出高生产效率和超级数字传播能力后，传统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便显得低效、冗杂，数字技术的强大通用功能使其可以部分取代人力而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如此便可能使党政部门的宣传工作产生技术依赖，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简化为购买数字设备、制定数字平台规则，将日常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交付于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手段，出现文化领导能力弱化和消解文化领导自觉性的风险。

　　另一方面，数字算法的强大功能会制造“过滤气泡”，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在数字技术中，算法的强大功能可以使无序的数据条理化并排列组合，对数据信息进行标签化归类与匹配，这就为数据信息的流动制造了一层“过滤气泡”。社会大众在自主选择与算法推送下看似实现了信息自主与文化自由，实质上则是掉入了算法过滤的“信息茧房”与“价值气泡”圈套，与自身价值偏好不符的内容会被排除在视野之外，从而造成价值认同的固化与偏颇。数字文化场域作为一种智能化的公共场域，在算法平台的流量操纵和权力规制下塑造了一种“数字化的普遍理性”［19］，党进入数字空间会遭遇身份沉降并弱化以往的权威形象，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其他网络信息一样，成为被社会大众选择和过滤的语义符号，主流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与确定性也因算法赋魅而受到质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总体性价值秩序面临着被算法解构与“悬浮”的风险。

　　（二）数字鸿沟偏见：解构社会文化正义与社会政治信任

　　在文化领导权建设过程中，文化正义是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的目的又指向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社会文化正义与社会政治信任分别代表着民众在文化领导权建设过程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与政治认同的建设生态。然而，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趋势下，文化正义与技术正义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强化。从数字技术的法权属性来看，到目前为止，数字技术的研发与投放依然是由市场把控，数字技术因其强大性能而得以进入各个领域，成为一种通用资源，但不是一种公共资源，其依然具有相对于公共资源的私人属性与自由分配的权利，那些受地域、收入、代际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数字弱势群体将被排除在数字权利体系之外，形成难以完全消除的数字鸿沟和数字偏见。因数字鸿沟或偏见而引发的技术非正义问题会解构社会文化正义，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危及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一方面，数字鸿沟加剧社会分化，解构社会文化正义。数字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基础设施，因而在文化领域，民众必须首先掌握数字技术并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个人文化素养，才能获得更多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机会。但是，在社会系统内部，信息与知识并不会被公平地提供给每个个体，信息的丰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