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价值指归、异化图景与风险纾解路向／韩亚琦 孟丽荣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以“世界共识”弱化民族认同，导致民族文化失落。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对抗西方文化霸权、巩固主流文化领导地位的重要途径，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仅要面对直接性的文化霸权，还要警惕间接性的文化入侵。技术是文化承载的重要介质，但相对于其文化功能而言，技术的经济功能与生产功能更易于被其他国家需要和接受，这就为外来文化的入侵打开了一个隐形的缺口。这也是我们在考察技术传播史时发现的一个普遍现象，即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参与跨文化技术的对话，不仅会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同时也会侵蚀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未来我们将有可能看到的是一种基于机器的全球文明，它将越来越多地消解民族的独特性。［26］数字技术的强大通用性使其可以在纵向上渗入社会各个领域，在横向上形成一种将世界整合统一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数字技术上更具竞争优势的国家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增强其文化影响力，而那些在技术上处于弱势的国家或地区的本土文化将会面临着被冲击与削弱的风险，这对于技术爆炸时代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是一种巨大的风险挑战。

　　四、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风险纾解路向

　　文化领导权由民众合法赋予，由文化建设赋魂，由数字技术赋能。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成为文化领导权建设必不可少的载体，然而，数字技术也可能带来颠覆性的风险。因此，为加强数字技术条件下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首先，要从技术问题切入，在总体路向上重塑数字技术的底层逻辑，实现中国自主的数字技术创新，打造社会主义性质的数字平台，确保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导权建设在价值观念上协同一致；其次，要在具体路向上针对数字技术的异化图景，整合数字技术嵌入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逻辑理路，为数字技术的良性健康发展与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创造有利条件。

　　（一）总体纾解路向：重塑数字底层逻辑，确保数字技术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价值协同

　　技术是实现社会秩序构建和改造的方法论武器，文化领导权建设必然要应用具体时代条件下的技术介质。在传统媒介时代，文化领导权建设主要是借助报刊、广播等介质进行传播中国共产党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技术媒介拥有绝对的引领与支配权力，建立了以党为中心的高度集中化的文化权力结构系统，但在数字场域中，中国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