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权力监督反思与体系建构／高 瑞

　　（二）数治与法治的内在张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对于工具理性导向的行政权力，通常需要通过行政法治的手段予以监督和约束，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数字权力也不例外。数字权力是数字技术与行政权力的结合，本质上仍是行政权力的行使，因而必须被纳入行政法治的约束框架。中央下发的各类文件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要求。比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中提出，“着力实现政府治理信息化与法治化深度融合”；《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推动政府治理法治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但是，数治与法治的深度融合只是理想的图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久久为功，清除各个方面的障碍。

　　数治与法治之间存在内在价值冲突。法治是“价值之治”，其所依赖的是规则和实践理性。这意味着法治不仅是一套治理工具系统，更是一套治理价值系统。无论是英美法系的“法治”理论，还是德国的“法治国”原则，都将个人尊严和权利保障作为价值指归，但是，数字权力运行中所体现的工具价值属性往往会侵蚀法治的价值基础。当数字技术成为政府高效完成行政任务的工具时，政府就会日益强调数字技术在治理实践中的运用，将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随着天眼系统和人脸识别技术的普及，以及算法和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国家愈发演变为“监控型国家”，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在国家数字权力面前变成了“透明人”，各方面的信息都可能会被政府收集，用于政府的行政执法和决策分析，而政府往往专注于实现各种社会治理目标，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公民的权益保障。因此，有学者提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权力的扩张，可能会侵蚀人权保障的根基，存在公民的人身自由、隐私权、平等权等普遍性权利被侵害的潜在风险，甚至导致数字政府建设中权利低谷现象的出现。［23］

　　当然，数治与法治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法治本身并非仅具有价值理性而完全排斥工具理性。法治不仅要求把基本价值注入规则体系，而且强调规则体系的有效性。换言之，推行法治是为了科学制定并有效实施规则。我们否认工具性法治观，并非否定规则之于法律的意义，也不是否定法治的形式要求和规则本身的确定性［24］，在强调法治的价值理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法治具有工具性，规则的确定性、有效性也是实现法治基本价值的必要手段。法治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属性，其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面对政府数字权力，法治也是依靠完善、有效的规则体系和科学、严谨的法律程序对其进行监督和约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