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权力监督反思与体系建构／高 瑞

　　数字权力作为一种工具，本身具有中立性，但是，其一旦与权力主体的目标和价值相结合，就会具有强烈的目标和价值导向。网络平台拥有数字权力后，更多地运用数字权力完成逐利的目标。数字权力与国家权力相结合，自然会渗透国家的意志，为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服务。当前，政府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公共安全、金融安全等领域，提高了行政效能，高效完成了治理任务。但是，行政机关的目标并非与公共利益完全重合，甚至可能会为了部门利益而减少社会整体福利，因此行政机关的数字权力必然要受到行政法框架的约束。［7］不过，传统的行政法框架在约束数字权力方面表现出落后性，并且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易被外部监管。在缺乏合法性规制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的数字权力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负外部性。

　　（二）数字权力的正外部性：赋能行政权力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开始重视“数字政府治理”这一治理理念和方式［8］，我国亦不例外。2022年6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对政府治理中运用数字技术提出了宏观指导意见。在实践中，数字技术也在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行政决策中，运用大数据技术采集、分析和研判数据，帮助政府建立较为精确的决策机制，大大提高了决策的精确性、科学性和预测性。［9］在行政监管中，数字技术得以全面应用。在市场监管领域，运用数据采集、分析和算法模型对市场主体进行精确画像，提高了风险研判和预测的精准度。在公共监管中，为应对复杂、多样的风险，监控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行政执法中，“预防式执法”逐渐兴起，执法者基于监控、数据算法和预测等技术，采取“先发制人”的执法措施。［10］此外，数字技术对于行政程序也有流程再造的作用。数字治理技术可以减少人为因素对于行政运行过程的干扰，通过算法保障执法结果的一致性。同时，数字治理技术的运用意味着行政过程的全面留痕，使得权力运行过程更加公开，提高了行政监督的效果。［3］

　　数字技术之所以能为政府治理带来巨大的正面效应，主要原因就在于数字治理技术对行政权力进行了充分赋能，使得行政机关能够高效地完成社会治理任务。尤其是进入风险社会后，数字治理技术与政府风险管理目标高度耦合。条块分割下的传统行政权力对整体性、大规模的社会风险力有不逮，但是，随着大数据、算法技术的兴起，其实现潜在社会治理的效用获得了极大提高。政府积极推动数据、技术和行政权力融合，将数字治理方式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能。

　　（三）数字权力运行中潜在的侵权风险

　　政府通过处理大量的个人数据，获得巨大的数字权力。这种数字权力理应服务于公共利益，但这只是一种应然状态，在实践中，面对复杂的行政任务时，政府可能会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