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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前沿

从一个“相结合”到两个“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性探析/李庚香

来源:领导科学 作者:李庚香 日期:2021-11-23 12:08:13
黎和会的结果认识到“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表明,陈独秀已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了。[2]23第二种是五四运动中比较年轻的革命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毛泽东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3]蔡和森于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他在1920年8月写信给毛泽东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恐怕也免不了社会革命的运命。”“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我以为先要组成党——共产党。”他坚信,只有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4]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说,自己到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5]第三种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在“诸路都不通了”时,抛弃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做出的历史性选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6]1516不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是随心所欲念诵的符咒和滥贴的标签,证明“马克思主义行”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又经受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并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丰富和发展自身,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逻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国家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断从衰颓、沉沦中奋起、崛起,重拾信心、再造辉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思想旗帜和精神信仰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党及其领导群体的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需要经受严酷的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血与火的复杂斗争的反复淬炼,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信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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