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相结合”到两个“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性探析／李庚香

　　6.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学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中华传统文化的先天基因和旨趣不在虚无缥缈的上帝，不在无从感知的来世，而在充满人情温暖、喜怒哀乐、是非善恶的人间，把擘画、谋划、建设一个和平、和睦、和谐的现实世界作为文化的使命。从传统文化的源流道家、儒家、法家等来说，尽管各家学派的主张有很大的差异甚至相互攻讦，但经世致用是其共同的追求。道家最为崇尚玄远，但遍观老子《道德经》的思想，无一不是为帝王治理天下提供思想和方法指导，是精妙深邃的“君人南面”之术。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18］8“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18］12“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18］135庄子是古今公认的不屑于世事、逍遥世外的思想家，但恰恰是他借中山公子牟之口表露了“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19］526的情绪，并且提出了后来被儒家奉为修身至高境界的“内圣外王之道”［19］598。儒家思想更是充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儒家信徒无不怀着出将入相的人生理想，期待展露利国利民的才华、实现人生的抱负。例如，孔子尽管以讲学授徒为主，但内心时刻没有放弃经世致用的追求，并且为从政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方略准备。当子路问他，如果卫国国君请他主政，当以何为先时，孔子回答道：“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5］42孔子特别注重学以致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5］42孟子对于“内圣外王”具有充分的自信，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6］98法家思想直接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整个理论都体现为法、术、势的实践应用之道。韩非把不直接从事耕战之事的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商人手工业者）称为“五蠹”，认为他们不直接从事国家最主要的职业，没有社会价值，如同社会的蛀虫，应该予以清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经过了长期和曲折的发展，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东汉时期佛学传入，三国两晋时期玄学盛行，两宋时期理学成为主流、心学发端，到明朝王阳明时心学成为显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思想流派给中华传统文化增加了新的思想内涵，提升了理论思辨的层次；另一方面，也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侈谈心性、坐而论道、故弄玄虚的色彩，淡化了先秦各派思想中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