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官僚主义：政府数字化治理的悖论与破解之道／刘衍峰

　　【关 键 词】数字官僚主义；数字政府；数字化治理；数字技术；治理悖论

　　【作者简介】刘衍峰（1998— ），男，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化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奇点论研究”（项目编号：21BZX002）；广东省青年创新人才项目“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3WQNCX084）

　　【中图分类号】C936；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5）05-0127-08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1］。同时，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此，数字政府治理形态应运而生”［2］。这标志着数字化时代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耦合已成为有序建构数字中国的关键议题。“技术应用的正式规则化可以进一步释放技术促进科层组织变革的潜力”［3］，“数字政府建设可以助推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互联互通，进而提升政府的治理效能”［4］。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被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推动了传统治理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治理模式的转变。然而，伴随数字化转型而来的并不只是效率和透明度的提升，新型治理困境——数字官僚主义正在逐渐显现，并成为公共管理中不容忽视的现象。数字官僚主义作为官僚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表现形式，“与传统官僚主义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依然具有懒政、不作为、设门槛和溜须拍马等主要特征”［5］。特别是在数字化治理的背景下，数字官僚主义表现为过度依赖数据和技术、“痕迹主义”泛滥、政绩导向异化以及实际治理效果弱化。［6］这种现象严重背离了数字政府建设的初衷，使得数字赋能走向“数字负能”，对政府治理效能、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平性等多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当前，数字化治理的悖论逐渐显现：一方面，数字技术被视为提高政府透明度和落实问责制的重要工具，痕迹管理成为评估政府绩效的关键手段；另一方面，过度依赖数字化痕迹的做法使得政府管理偏离了其本质目标，形成了“留痕不留绩”“重形式轻实效”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