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官僚主义：政府数字化治理的悖论与破解之道／刘衍峰

　　“科层治理过度嵌入数字治理的状态意味着数字治理的逻辑难以战胜科层治理的逻辑，结果是数字治理难以深入到科层制中并对其结构与治理方式进行变革。”［18］政治压力与考核制度往往相互强化，形成一种“高压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考核制度作为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被频繁用于监控和评估下级的执行情况。为了应对政治压力，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不得不在考核制度的框架内做文章，通过各种形式化手段来满足上级的考核要求。这种相互强化的机制不仅使得考核制度变得越来越僵化和形式化，还会导致治理过程中的数字官僚主义现象，使基层干部过度依赖数字化的痕迹管理和数据展示，而忽略了政府服务的实际效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在年度考核中获得好评，往往选择那些能够在短期内完成的项目，而不愿意投入资源和精力去推动那些需要长期积累和持续努力的工作。这种短期化的考核导向，使得地方政府在实际工作中更加关注政绩的即时性，而不是可持续性，导致政策执行的偏差和政策目标的偏离。考核制度的量化偏好导致政府在治理复杂性上的失衡。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简单的量化指标所能衡量的范围，许多治理问题的解决需要多维度的综合治理策略，而不仅仅是通过几个简单的量化指标来评估治理效果。然而，考核制度的量化偏好使得政府更倾向于简单化和标准化地处理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从而导致政策执行中的机械化，忽视了治理中的人的因素和社会效果。这种治理模式虽然在形式上看似高效透明，实际上却忽视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政策执行的偏差和社会治理的失灵。

　　（二）“技术至上主义”与治理逻辑的错位

　　“数字技术推动政府决策方式由依靠主观经验为主向依据数据和模型的科学决策转变。”［19］然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至上主义”的思维方式逐渐在政府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技术至上主义”与治理逻辑之间的错位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技术至上主义”是指在决策和治理过程中，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和数据分析，将技术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工具。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将这些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中，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提升治理效率、优化决策过程、提升治理效果。这种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推动了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项目的兴起，使得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