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官僚主义：政府数字化治理的悖论与破解之道／刘衍峰

　　二、数字官僚主义的内涵要义

　　官僚主义作为一种治理现象，内生于传统官僚制度。韦伯将官僚制定义为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形式，它以明确的分工、等级制的权威结构、严格执行的规章制度以及非个人化的管理风格为主要特征。官僚制的优势在于它的高效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使得复杂的大型组织能够以标准化的方式运作，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效率。然而，随着官僚制在现代社会的广泛应用，其弊端也逐渐显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官僚主义，即官僚制在实际运行中因过度依赖规则和程序而导致的僵化和形式主义倾向。官僚主义的表现包括对程序和规章制度的机械遵循、对权力的过度依赖以及对上级指令的无条件服从。官僚主义往往导致组织的效率低下、决策缓慢、应对社会变迁的能力不足，同时也会削弱干部的责任感和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学术界对官僚主义的研究不仅限于韦伯的理论框架，还包括后续的批判性研究。罗伯特?米歇尔斯在其著作中提出，“以少数人对社会或组织的控制为特征的寡头统治，是官僚组织或大规模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8］1。米歇尔斯认为，官僚制的结构性特点所导致的寡头化倾向使得“权力逐渐集中于组织顶端”［8］3，而这些顶端精英往往会将自身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导致组织目标的异化。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发生了变化，但传统官僚制的问题在数字化时代得以延续，这促使研究者开始关注新官僚主义现象，即数字官僚主义。

　　数字官僚主义是指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传统官僚制度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官僚主义现象。“科层体制本身存在固有缺陷，纵向层级信息不对称、横向事权分割与部门主义影响政府治理整体效能。”［9］所以，尽管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初衷是提升治理效能、提高治理透明度和促进服务便捷化，但在实际操作中，数字技术的滥用或误用往往导致治理效果的异化，表现为形式化、僵化的数字治理模式。不同于传统官僚主义依赖纸质文书和人际互动的特征，数字官僚主义依赖于电子数据、自动化系统和复杂的技术流程。也就是说，数字治理更加依赖技术逻辑，而非政策目标或公共需求，从而导致治理中“技术优先”的倾向。数字官僚主义的形成与几个关键因素密切相关。首先，技术理性的过度扩展是数字官僚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在数字化治理过程中，技术手段被视为提升行政效率和透明度的主要工具。然而，技术理性的单向推进往往忽视了公共行政中的人本因素和灵活性需求，导致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程序僵化和创新受阻的现象。过度依赖技术指标和数据，使得管理者更关注数据呈现的表面现象，而非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公众的真实需求。其次，数字工具的标准化与非个性化是数字官僚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时，标准化的数字流程无法提供足够的弹性，导致治理效果的局限性，甚至使得数字化治理成为一种“官僚化的外壳”。再次，制度设计与执行的错位也助长了数字官僚主义。数字化治理要求在顶层设计上充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