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官僚主义：政府数字化治理的悖论与破解之道／刘衍峰

　　在“技术至上主义”的影响下，政府在设计和实施公共政策时，往往更关注技术手段的先进性和数据处理的精确性，而忽视了公众的实际需求和社会效果。这种治理模式使得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变得高度技术化，缺乏对社会实际情况的深入理解和对公众反馈的有效回应。此外，“技术至上主义”还导致技术工具的滥用与治理目标的偏离。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部门为了展示其技术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往往“倾向于大建系统，造成业务系统冗余现象”［20］。这些技术的应用并不总是基于实际需求和科学评估，更多时候是为了迎合上级考核、展示政绩或满足短期的治理需求。这种盲目引入技术的做法，往往导致治理目标的异化和偏离。“在社会治理数字化进程中，政府会产生过度依赖数据、完全倚重算法的倾向，这些倾向会导致政府的数据霸权、陷入数据陷阱以及算法独裁等治理行为的失范现象，对数字治理主体行为的公平性产生挑战。”［21］当数据成为决策的主要甚至唯一依据时，治理逻辑的错位问题就会显现出来。数据虽然能够提供客观的量化信息，但它无法全面反映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尤其是涉及社会伦理、文化价值和人类行为的决策领域。在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下，政府部门往往倾向于依据数据模型的预测结果做出决策，而忽视了非量化因素的影响。

　　（三）行动者行为动机与制度环境的互害

　　在政府治理中，行动者的行为动机与制度环境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复杂的治理生态。行动者行为动机与制度环境的相互影响，常常导致治理行为的扭曲和目标的偏离，尤其是在高度依赖量化指标和数据化管理的制度环境中，行动者往往会出于自我保护或满足上级考核要求的动机，采取形式主义或短期行为，从而降低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行动者行为动机是指个体或组织在治理过程中所展现的内在驱动力。这种动机通常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利益、职业前景、社会认同、政治压力等。在政府治理体系中，行动者的行为动机往往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制度环境中的激励机制、考核标准、权责体系等，都可能影响行动者的决策和行为方式。在实践中，行动者行为动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自我保护动机。领导干部在面对复杂的治理任务时，往往会优先考虑如何避免风险和责任。因此，他们可能会倾向于采取保守的决策方式，严格遵循上级指令和制度规范，从而规避可能的问责风险。这种自我保护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制度的执行，但也可能导致行动者的行为僵化和创新能力的丧失，最终影响治理效果。其次，满足上级考核要求的动机。在考核导向的制度环境中，行动者的行为动机往往受到考核指标和上级评价的影响。为了在考核中取得好成绩，行动者可能会将大量精力投入形式化的工作中，如数据整理、痕迹管理、项目包装等，以便在短期内展示出“显绩”。这种动机导致行动者行为的短期化和形式化，治理的实际效果被形式化工作掩盖，社会问题难以得到真正的解决。制度环境是指在社会治理中政府设定的政策、法规、考核体系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