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官僚主义：政府数字化治理的悖论与破解之道／刘衍峰

　　三、数字官僚主义的形式化表现与治理悖论

　　尽管数字技术的引入初衷是提升行政效率、优化公共服务，然而，“在数字空间之内，数字技术权力既可以通过数据挖掘分析能力，表现出张扬而显在的控制和支配性，也可以通过智能推送、算法分配方式，隐藏其调控和分配资源的影响力”［10］。官僚体制中的权力支配使数字化治理在实践中出现过度依赖数据、痕迹管理以及形式主义等问题，导致治理效果的异化。

　　（一）“痕迹主义”盛行与治理效率的悖论

　　在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进程中，“痕迹主义”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所谓“痕迹主义”，是指在行政管理中，过度强调工作过程和行为的记录与留痕，以数据、表格、电子记录等形式展现工作轨迹，以此作为考核和评价的主要依据。这一现象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愈演愈烈，并逐渐形成了以痕迹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然而，这种过度依赖痕迹的做法不仅没有实现提升治理效率的初衷，反而引发了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以及治理效果弱化等一系列不良后果。“痕迹主义”与治理效率之间的悖论，根源在于数字化治理中的技术依赖过度。技术理性强调通过量化、标准化的手段来提高治理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往往导致忽视治理的本质，即解决实际问题和满足公众需求。当治理过程被简化为一系列痕迹的生成和管理时，治理效率就不再是提高服务质量和公众满意度的工具，而是为了满足考核标准的形式化手段。“对技术过于迷信和崇拜，将干扰政府治理追求公共利益的注意力，弱化政府责任，造成‘动因漂移’现象，技术最终成为治理效果不佳的‘替罪羊’。”［11］这种现象不仅违背了数字化治理的初衷，还可能导致治理效果的倒退。“痕迹主义”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绩效考核制度的异化。在政府治理中，绩效考核是评估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工作效果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数字化手段的引入，考核标准越来越依赖于可量化的数据和指标，以排名、竞争为主的科层逻辑取代了以日常公务为主的行政运作，软性公共行政任务硬性化，加剧了以“过程留痕”为主要表现的“数字形式主义”现象。［12］痕迹管理逐渐成为一种“应试策略”，其结果是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被浪费在形式化的工作记录和数据填报上，而真正有助于提升治理效果的实际工作却被边缘化。

　　（二）“电子衙门”兴起与服务效能的悖论

　　“作为一种理性的制度实体，官僚制不仅要求将所有社会现实都转化为可载入文书的形式要件，更要求以合理的方式来组织这些要件。”［13］在数字化治理的背景下，这些要件表现在电子政务建设中。数字政府“强调对政务大数据的整合运用和科学分析，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实现对民众诉求的动态感知”［14］。政府在推行电子政务时建设了大量的政务平台、政府网站和政务App，但这些数字平台实际运作效率低下、服务功能欠缺，成为形式主义的产物。这种现象不仅未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