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散到弥合：数智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力的建构／宋　来 王华杰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信息传播方式的每次变革，都会带来社会权力的变化和社会关系的重组。这不仅意味着信息的传播速度、传播方式及传播环境等的改变，还象征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媒介和传播权力的变革，实现了从“权力分配信息”到“信息分配权力”的革命性转向。在数智空间形塑的信息传播场域中，公权私化、信息遮蔽、传播阻滞、价值迷失带来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力的转移。数智媒介的规则私权、数字不平等、传播内容多元化、数字资本遮蔽，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权力流散和分化的风险。

　　（一）公权私化：数智平台的规则私权阻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公权

　　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认为，“传播创造和维持社会”［12］。在传统媒介时代，信息的传播权属于国家公权力，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专属权力，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传播权主要体现为国家和政府对信息的控制与分配。政府对传播权力的有效调配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力和引导权力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维持权力社会化和权力再生产的重要保障。在进入数智化社会之前，我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和传播权力结构趋于一致，按照“政府—媒体—社会”的结构体系形成等级森严的权力闭环。在这个权力系统中，政治权力一直处于核心地位，拥有对传播权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绝对控制权。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主流媒体平台拥有绝对的信息调配和信息传播权，在多元意识形态博弈和社会舆论中发挥实质性的引导作用。然而，随着数智化时代的深入发展，原本由政治权力支配信息传播权力的格局被打破。作为数字技术和智能媒体信息产业相融合的产物，数智平台通过数据代码等控制技术，逐渐成为信息调配的重要力量，传统的信息传播权力结构发生改变。

　　数智平台作为无法替代的数字基础设施，在信息传播空间中扮演着隐形中介的角色，掌控着信息的可见度，悄然影响着信息传播效果。这种强大的信息塑造能力，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政府角色，接管了一定的社会运行权力。人类社会也逐渐进入平台社会，由数智平台来营造人们的公共活动空间以及私人空间。在这种背景下，数智平台的规则权力逐渐泛化，成为控制信息传播的私权。这种私权是由国家权力和个人信息权力的让渡形成的，也是传播公权逐渐私化的过程。换句话说，数智平台承接了政府和国家在传播领域的部分职能，成为政府权力在信息传播中的权力中介。一方面，数智平台在信息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传统媒介时代，信息传播更多的是“人找信息”，在数智社会却恰好相反，表现为“信息找人”，平台会根据大数据画像预测用户的信息需求，调控和生产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内容，传统的以编辑为主导的信息“审核式”生产模式被替代。然而，这种新的信息生产模式常常会引起信息监管方式的随意化，导致不良信息大肆流入传播领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数智平台的规则私权不断扩大。数智平台不仅提供了人们娱乐和交往的空间，也提供了人们进行日常活动的平台，平台所有者扮演了数智空间秩序维护者的角色。比如，微信颁布了《微信个人账号使用规范》，详尽规定了微信平台的各种行为规则。不难发现，成熟的数智平台都会制定一套完备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