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前沿
从流散到弥合：数智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力的建构／宋 来 王华杰
来源：领导科学
作者：宋 来 王华杰
日期：2025-09-30 10:48:55
| 可以发现，2001年就有学者提出“权力算法化”的论断，并指出社会公权的数字化倾向。［2］2007年，有学者提出“技术权力在当代已现实地相对独立地存在”［3］。2010年，新闻传媒研究领域出现以“数字权力”为主题的文章。［4］2021年以来，法学界对数字权力的研究逐渐增多，有学者提出算法权力已扩张成为数字权力。［5］在意识形态的研究领域，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算法权力”，很少有人关注“数字权力”。但是，智能算法只是数字技术的一个分支，对算法权力的研究也只是数字权力的必要环节，数字权力的影响力更大、覆盖领域更广泛。基于此，本文的重心是基于数智空间的观念变革和实践变革，诠释数字权力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分析其对意识形态领域造成的影响，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在数智空间中的传播权力。
二、数智空间权力范式的逻辑审视
（一）数字作为一种权力范式的理论逻辑
从权力的演进过程分析，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具有号召或动员他人为实现目标而努力的本领，这种本领就是社会权力。在国家产生之前，社会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权力等。国家产生后，权力往往指国家权力或政治权力。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分权理论，所指的权力也都是国家权力或政治权力。在这种语境下，权力很自然地被定义为“公权力”，与“私权力”相对应，并构成一对理论范畴。国家公权力的有效发挥，取决于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6］人类社会倘若无法在生产技术方面支配自然，就无法建立社会共同体，权力结构更无法建立。马克斯?韦伯把权力简明地定义为“将个人意志加诸他人之行动的可能性”［7］，隐含着技术的力量和支配能力。事实上，这种支配能力和技术力量极易转化为一种非国家权力，甚至形成具有规范形式的权威权力。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也指出，技术的不断进步会造成私人行为体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大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只利用传统的权力来实现其目标。［8］此外，权力的支配效果还与传播的话语相关。米歇尔?福柯从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角度，指出知识能够生产权力，权力需要通过知识话语来呈现，并被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对某些群体起规训作用。［9］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佐证了福柯的观点，科学文化知识逐渐挣脱束缚，成为社会权力的重要来源，并逐渐发展成“高质权力”，在劝导和说教中实现价值规训。沿着权力的理论脉络可以发现，随着智媒社会的到来，“高质权力”的内涵被进一步拓展。同时，传播和信息逐渐成为社会权力生成的重要来源，作为信息生成基础的数据也日益演变为数字权力。在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双重形塑下，谁能掌握数字权力，也就掌控了信息传播权力。
具体而言，数字权力是在工业社会向数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基于大数据、计算机网络和源代码，以数字化决策力为基底形成的权力新形态。数智社会深入发展的过程就是数字逐渐权力化的过程。一方面，数字权力包括政府公权力被数字化，称为“权力赋能”，譬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建立的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或数字监督权力。另一方面，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