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内涵意蕴与践行路径——兼论对“文明冲突论”的超越／刘乐乐 樊晓燕

　　亨廷顿在讨论文明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对这种“为我关系”的某种承认。他指出，“400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9］30，西方同非西方社会之间“以控制—从属模式相互作用”［9］31。当前文明之间的关系正处在相互作用的阶段，“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9］285。基于这样的判断，亨廷顿将多样性的文化和文明视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敌人，其强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目的就是保持西方文明对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支配地位。

　　跳出“支配—从属”的文明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看，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在兴起过程中实现对他者文明的支配，根本上是“资本逻辑”统摄的“资本文明”对他者文明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11］，它“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2］91，不断打破空间界限，使资本主义工业化席卷全球。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12］95，但资本的“文明胜利”因其内在的“支配—从属”逻辑最终成为“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13］，不可避免地陷入文明悖论。

　　（三）“普遍—特殊”的文明叙事

　　在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都十分注重用形而上学最高的“一”解释现实物质世界的“多”。作为最高的普遍性，“一”是同化“多”的最高的同一性。此种同一性思维延续到西方文明的底层逻辑就表现为：西方国家常常罔顾事实，把自己的地域文明说成是普遍文明，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普遍—特殊”的文明叙事是“文明冲突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套路。

　　亨廷顿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9］45西方文明的发展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然而，一些西方国家由此认为，西方文明是绝对的“唯一”，后发国家应遵从西方的“文明模式”。正是受这种“伪普遍性”的影响，西方国家把对外殖民扩张说成是对落后民族的启蒙，认为采取极端的暴力措施是为了帮助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促进和捍卫文明”的“正当合法”行为。但“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10］861。

　　“许多西欧和美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负有统一全世界的使命。在他们思想上只有西方的文明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它本身是统一的，完整的，所以能统摄其他一切文明。这种自我吹嘘是毫无根据的。”［14］“文明冲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