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组织—弱机制”背景下公共冲突协同治理何以有——基于38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徐兰兰

　　遵循这一路径的5个案例的冲突升级诱因基本相似：利益受损群体大多对预期损失有很强的主观感知，但基层政府没能第一时间回应维权群体的诉求，刺激后者产生非理性情绪，进而引发激烈的抗争行为。在冲突发展为群体性事件甚至出现暴力行动后，公信力受损且束手无策的基层政府不得不请求上级政府介入，以平息冲突。

　　与路径H1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该路径覆盖的各案例中，利益相关各方的信任与合作意愿始终不高，导致上级政府推动各方沟通的努力往往事倍功半。当地民众、企业、社会组织，或者家族宗亲、社区领袖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多是源于对基层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的历史记忆或过往冲突史。迫于上级政府权威参与协同的各政府部门、冲突方和其他主体，构成了基础平衡性差异明显的纵向等级关系，以上级政府为主导。

　　尽管“催化领导”效果不尽如人意，但这些案例中的上级政府还是致力于通过听证会和座谈会等渠道，进行问题协商和信息交换。通过这些对话努力，各案例中的维权抗争者获得部分诉求回应和利益补偿。然而，由上级政府强力推动的各方协同行动，往往存在协同意愿参差、协同能力不强和后续行动乏力等问题，尤其是在冲突事态平息后，自上而下推动的基层应急协同机制往往逐渐废弛。

　　③互动沟通驱动型

　　路径H3：～直接推动者*权力配置*互动沟通*～冲突控制*利益机制。在该路径中，作为核心条件的互动沟通存在，而直接推动者缺失。路径H3表示，在没有上级权威介入的情况下，无论由横向召集人聚集起来的各方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意愿高低，只要能够实现平等参与和较高水平的互动沟通，建立利益机制且不存在强力的冲突控制，就能实现冲突事件协同治理有效。

　　遵循这一路径的7个研究案例均发生在城市或农村的基层社区，冲突规模较小，未发生激烈的抗争行为。这些个案主要由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或村民小组负责牵头，各参与主体明显拥有更平等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在较为分散的权力配置状态下，如果各参与主体之间能够定期沟通和交换信息，能够确保居民的知情权，就有可能推动社区信任的重构。比如，案例8中的纠纷化解有赖于充分的信息交互，促使冲突各方消除猜忌并最终达成妥协；案例30依靠的是建立村民协调小组，鼓励村民代表和旅游公司等直接对话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利益共享机制促使案例8、18、30中的利益对立双方缓和立场，并最终实现妥协和解。停止或暂停争议项目的建设，或者对利益受损群体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抑或是提供一定的社会资源，满足了案例23、27、32、36中的维权者的全部或部分诉求，降低了冲突再发生的概率。

　　2.协同治理无效

　　可以解释69.10%的协同治理无效个案的N1a和N1b两条路径，显示了利益机制和信任与合作意愿两个核心条件缺失的影响力。

　　路径N1a：直接推动者*～权力配置*～信任与合作意愿*～利益机制。该路径表明，在上级权威介入和集中的权力配置下，只要缺失信任与合作意愿以及利益机制两个核心条件，无论各方之间的互动沟通水平如何、是否存在冲突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