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组织—弱机制”背景下公共冲突协同治理何以有——基于38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徐兰兰

　　本文在综合冲突理论和协同治理整合模型的共性维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公共冲突治理实践，设计了研究分析框架（见图1）。在这个框架中，各利益相关主体与第三方在公共冲突协同治理中的角色、关系、互动和行为组合成一个系统，后者由结构和过程维度构成：结构维度设定主体之间行动框架的一系列静态特征，对应变量是直接推动者和权力配置；过程维度连接协同行动和结构的所有动态特征，对应变量是互动沟通、信任与合作意愿、冲突控制以及利益机制。这两个维度相互作用并共同影响协同治理效果。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公共冲突的协同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且互动频繁的复杂动态过程，因而更适合采取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主要是因为设定的大多数变量并非可以通过0或1的二分取值界定的定类变量，而是隶属于某个集合的连续变量。另外，fsQCA的模糊隶属度可以减少主观判断对数据结果的影响，并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重并发机制。［24］

　　（二）案例选取

　　本文的案例筛选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检索来自中国知网、万方和中国公共管理案例中心的公开学术资料。此外，还有少量案例是笔者根据近年在广东省潮汕地区实地调研所得一手资料撰写的。在国内相关文献中，真正使用“公共冲突”这一术语的并不多，更多使用的是“冲突”“邻避冲突”“群体性事件”“社区冲突/纠纷”“争端”等词语。本文对于这类研究的判断标准是看文献与协同治理视角的吻合程度，排除缺乏协同要素的文献。通过上述诸多词语+“协同治理”或“治理”的关键词组合，共获得47篇符合筛选标准的文献。

　　第二步，按照“最少相似”与“最大差异”的原则来确定备选案例，以最少数量的案例实现最大程度的案例异质性。案例选取原则包括：①多样性。案例在发生地域、时间跨度、冲突类型等方面体现出多元化特征。②阶段确定性结果。所选案例在某一时间段内呈现确定的结果。③材料的全面性。优先选取有完整个案文献支撑的备选案例。在剔除结果不确定、信息较少或存在缺失值的备选案例后，最终筛选出38个案例。

 

　　（三）变量的测量

　　本文采用的是以四值模糊集为主、清晰集为辅的方案，各具体变量及其赋值的设定如下。

　　1.结果变量

　　本文以公共冲突协同治理效果为结果变量。学界对协同治理效果的测量维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行动、结果和适应3个层次出发，评估协同治理的产出效果。［22］二是分两个层次衡量协同治理的效果。比如，有学者将“产出”（协同协议的签订和政策的变更）作为评估内容，还有学者主张将“结果”（特定条件或参数的变化，以及对这种变化的感知等）作为评估内容。［25］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将协同治理效果分为直接结果和间接结果两个维度，其衡量指标包括：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