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问责泛化的生成逻辑与矫正策略／姜雅婷 王 焱

　　【摘  要】问责是约束权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治理工具，而问责泛化与简单化却损害了问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结合2016—2021年间19个公职人员问责泛化案例，运用内容分析法的研究策略，在系统梳理和分析问责泛化类型及其表现的基础上深入挖掘问责泛化现象背后的生成逻辑，可以发现：无论在常规治理情境下，还是在非常规治理情境下，问责泛化现象的生成均源自问责扮演了一种“被异化的工具”的角色，这种工具异化现象由问责启动条件、问责制度本身、问责运行环境和相关治理主体等方面的现实条件导致。未来需要在明确问责启动条件、完善问责的外部监督机制、理顺党政治理的权责关系和提升党政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四个方面深入探索，切实实现问责的精准、有效。

　　【关 键 词】公职人员；治理情境；问责制度；问责泛化

　　【作者简介】姜雅婷（1991— ），女，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内蒙古社会治理与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府绩效、公共政策、行政问责；王焱（1988— ），男，通信作者，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预算管理、行政改革。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激励效应与作用路径研究”（项目编号：720041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及绩效改进研究”（项目编号：20YJC63004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地方政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障碍诊断与路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0YJC630153）

　　【中图分类号】C93；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5）02-0056-09

 

　　一、问题的提出

　　责任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表征和重要内容。“公共性”这一本质属性使得公共行政管理问题归根结底表现为责任问题。［1］问责是对责任的追究，具体而言，公共权力代理者需要就其履职尽责行为向权力委托者做出交代，并对其失职失责行为承担相应后果。［2］从2003年国内首个行政问责条例《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暂行办法》出台，开启了我国的问责实践，到2009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发布，将行政问责与党内问责并轨，再到2016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颁布并实施，标志着党内问责制走向成熟，我国问责制度体系建设逐步完善，行政问责、党内问责、监察问责等各种问责机制相互分工配合，共同构筑起一个贯穿党和国家主要机关、结构完整的问责体系［3］，逐渐发展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支撑［4］。

　　实践中，不断完善的问责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监督和惩戒制度，被看作推动相关治理主体责任落实的重要治理工具，“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成为共识。［5］然而，伴随着各级党政机关问责工作的开展，问责方式越来越多，问责泛化、问责制度被滥用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6］，其中，将问责工具化、为了问责而问责等现象屡见不鲜。严厉的问责会导致“问责悖论”［7］，消极避责、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等行为就此产生，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和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为此，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要“实施精准问责，防止问责不力或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