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问责泛化的生成逻辑与矫正策略／姜雅婷 王 焱

 

　　（二）饱和度和信效度检验

　　对全部文本完成编码后，借助Nvivo11.0的编码覆盖率统计功能，对文本利用率进行分析（见表5），结果显示，案例材料的编码覆盖率较高，说明本文的理论抽样趋近饱和。同时，为保证编码结果的客观性，运用Huberman与Miles所提出的编码信度检验方法［25］，在Nvivo11.0中显示两位独立编码者的编码结果，得出编码信度远高于90%。此外，主编码者在编码结束后，在半个月内随机选取5份案例材料重新编码，内部一致性高于95%。

 

　　四、公职人员问责泛化的生成逻辑

　　作为一种重要的施政工具，问责从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实现权力控制、实现民主价值、促进绩效持续提升等多重功能。然而，若问责作为一项治理工具承载了上述功能以外的其他治理目标，则有可能产生问责泛化现象。本文通过对19个问责泛化案例背景性成因的编码整理和内容分析发现：无论在常规治理情境下，还是在非常规治理情境下，问责泛化的生成均源自问责扮演了一种“被异化的工具”的角色。这种工具异化现象由问责启动条件、问责制度建设、问责运行环境和相关治理主体等方面的现实条件导致，具体如图1所示。所谓“被异化的工具”，是指问责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承担了其本身被赋予的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这种被异化的问责工具带来了公职人员问责事由、对象、主体等方面的扩大化。

 

　　（一）常规治理情境下问责工具的异化

　　对案例的内容分析结果表明，在常规治理情境下，问责泛化现象的生成主要来自通过问责加强党的建设和以问责推动日常工作、代替日常管理两种情形。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目的，以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为指导方针，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重要准则。党内问责制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安排，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为目的，然而在具体运行中，问责主体往往只是借由启动问责来彰显对党的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视程度，而非推进党的自身建设。比如案例3，在园区开展“治陋习、树新风”深化作风建设年活动的背景下，纪检委在对园区规划办开展暗访时，认为工作人员上班期间一边喝早餐奶一边浏览网页影响了工作作风，因而开出问责意见单，要求相关单位进行问责处理。这种依赖问责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做法，不仅违背了党内问责制度的建设初衷，破坏了党内问责的严肃性，同时也带来了问责事由和问责对象等方面的扩大化。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以问责推动工作、以问责代替管理的现象屡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