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问责泛化的生成逻辑与矫正策略／姜雅婷 王 焱

　　（二）非常规治理情境下问责工具的异化

　　本文通过对案例材料的梳理发现，在非常规治理情境下，问责泛化主要在专项行动、高层重视和重大战略3个方面表现突出。

　　第一，专项行动作为运动式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能够动员多方力量、迅速整合资源，因而作为一种典型治理工具在地方政府治理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在实践中，专项行动往往通过出台专门文件的方式进行动员，以督查暗访、实名举报等方式督促行动开展。如案例2、案例3、案例4，均是在特定领域出台实施方案、通知、公告，进而开展专项行动之际发生的。随着专项行动的高强度推进，当问责行为本身成为疾风骤雨式专项行动的一部分时，启动问责便成为彰显对专项行动的重视程度和推进力度的表现，在这一情境下开展的问责便可能导致问责事由、问责对象等方面的扩大化。

　　第二，相较于一般的治理事务，若某项治理事务被“主要领导要求”或“重要会议指出”，则会迅速集合科层运作的注意力而受到重点关注，进而形成一种非常规的治理情境。此时，出于回应领导关切等目的，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相关人员可能会以不作为、慢作为为名被问责。如案例17中，县委书记在县委常委会议上强调“要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对迟到早退、无故脱岗、上班时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等突出问题严肃处理”后，1名公职人员因工作时间在朋友圈发布与工作无关的信息而被问责，7位为其点赞的同事也受到处分。由此可见，若因未达到主要领导要求或违背重要会议精神而启动问责，不仅会有扰乱问责程序的可能性，而且会带来问责事由和对象的扩大化。

　　第三，在脱贫攻坚、环保督察等特定领域的重大战略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会以“强化问责”的方式向上级领导、下属单位和公众表明治理决心。如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特别是在基层政府迎接上级检查、巡查的过程中，公职人员因“未接巡查组电话”（案例5）、“扶贫手册写错标点”（案例7）等，“给脱贫攻坚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而被问责。这种启动问责的事由往往是尚未达到问责门槛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成为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在非常规治理情境下推卸责任的“挡箭牌”。对于环保督察工作而言，问责和整改是督察进驻、督察反馈后的既定环节，但若遵循“省督察组提出异议，要求市纪委‘至少保证有1起立案’”（案例15）的要求，那就极可能由于问责主体越位而导致问责扩大化。

　　（三）问责工具被异化的现实条件

　　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