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边际权力的衍生逻辑、失衡困境及治理策略／叶　婷

　　（二）用权困境：权力保守与权力逾矩

　　边际权力状态源于权力主体的用权非理性。理性来自客体，反映对象是客体的本质规律；非理性来自主体，反映对象是主体对于自我的认知，包括人的需要、愿望和要求等。［6］过度的权力理性会衍生用权保守现象，表现为权力主体不能果断用权、勇敢用权和充分用权；而无底线的权力非理性会滋生权力逾矩问题，表现为小权大用、越级使用、无权滥用。在中国式基层权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基层干部用权逾矩和权力距离有着密切联系。所谓权力距离，从国家层面来讲，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群体（如家庭、学校）或组织机构内低权力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均的可接受程度和期望。［7］Hofstede等认为，中国属于典型的高权力距离国家。［8］对于基层干部而言，由于存在中央到地方的远程管控缺乏时效性、地方到地方同级监管彼此包庇、地方内生微腐败集团的势力支持等权力监管漏洞，基层干部很容易因责任感缺失而表现出贪权、攀权、越权行为。因此，权力逾矩势必会造成用权效益的急剧下降。与权力逾矩不同，权力保守是权力主体在过度权力理性状态下将权力转化［1］115、权力转移和权力转嫁进行阶段性内化演变的产物。首先，基于责、情、利三者的内化平衡，基层干部会能动地从理性上妥善将权力资源进行等价衡量，以效益产出对接权力等级，产生个人价值认同和岗职权力依附。其次，当基层干部出现能力冗余并能和责、情、利形成一致性稳态时，达到边际权力状态，此时他们会倾向于向其他下属放权或给同事赋权，以此增加职能容量，通过权力转移提高绩效产出。再次，当基层干部能力突出且与所得利益不协调时，就容易出现情绪懈怠和责任心降低的情况，进而收缩能力表现，常常以避权行为来获取心理补偿，导致权力效益指数下降。

　　（三）禀赋困境：权力钝化与权力锐化

　　保障岗职抽象权力认知与具体权力行动的一致性，是基层干部充分发挥职权效能、稳定权力效益的根本前提。所谓抽象权力是制度规定的、静态的权力，而具体权力是由人执行的、动态的权力。［9］在科层体制下，往往职位越高，抽象权力越大，具体执行权力越小；反之，职位越低，抽象权力越小，具体执行权力越大。在基层工作中，基层干部权力禀赋失衡与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在底层实践中的不协调直接相关，具体表征就是抽象权力的锐化、具体权力的钝化。抽象权力的锐化和当下基层干部本领恐慌、业绩恐慌、年龄恐慌等情境下衍生的“超内卷化”现象密切相关。“超内卷化”会刺激基层干部工作热情高涨，在工作中表现出锐意进取、锐意改革、锐意争先等行为。［10］基层干部过度激进容易剑走偏锋而主观扩张抽象权力范围，虽然责任心、情绪和能力都表现优越，但囿于职位等级限制造成利益要素失衡，就容易激发与上级领导的职权冲突以及诱发以权谋私，从而压制基层干部的积极情绪而降低权力自觉，减少权力效益。具体权力钝化的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内化的道德边际约束不足，诸如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远大的价值抱负等，嘴上满是伦理道德而实际行动却背道而驰，直接限制基层干部用权自觉。二是外在的法律监管不够，不仅体现为具体的权力细节监管方法和标准不明确，还在于监督群体的参与主动性和自觉性严重不足，仅依靠基层干部的用权自律，难免助长其歪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