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赋能基层治理的智能鸿沟及其弥合之道／刁俊文 石 路

　　（二）基层社会空间的算法权力越位

　　社会空间可以理解为基层治理的韧性空间，它生成基层治理的特定情境，作为一种治理空间内蕴着丰富的权力关系［18］，主要包括人与物的依赖关系、人际关系等。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曾揭示了权力在社会空间生产中的占有、分隔和创制的能动性过程，认为社会空间的规训工具“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地发挥权力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19］。简言之，智能算法在运行逻辑上是一种技术权力，体现着编程语言在数学模型上的构建逻辑和运行过程，算法权力把社会空间的关系逻辑化，形成一种技术理性主导下的生存关系。

　　但是，在大数据的算法对基层社会生活的渗透之下，人们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会逐渐加深对算法所提供的定制化程序的依赖，即把社会空间中的信息处理、生活决策、行为选择、人际信任与治理责任等都交给技术，尤其是算法。这种“算法依赖症”会使基层政府赋权和公民权利让渡异化为算法权力越位。一方面，基层政府将算法权力嵌入治理实践的解释与决策层面，凭借智能终端对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全面搜集、汇总与分析，形成对社会矛盾的技术认知。这虽然确保了技术治理的精密性与可视化，但难以解决复杂性、情境性的治理问题。显然，对技术理性的过度推崇会降低政府对基层社会空间的体察感知能力，弱化基层干部的主动精神和共情能力。因此，算法技术的有限理性会导致行政简约化与社会空间特殊性的失衡。另一方面，公民权利与基层公共空间权力失衡。现实中，算法治理由基层政府主导推动，算法社会的影响力日益超越公民社会，公民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把隐私权、知情权让渡给公共空间的算法权力。这意味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正逐渐模糊，基层政府往往会选择与掌握更多解释权和算法控制权的技术专家进行合作，从而导致基层社会空间人员分化。以老年人为主的“非数字身份”群体将更难理解和质疑算法治理的结果，从而被算法社会边缘化。

　　（三）基层数字空间的负向溢出效应

　　数字空间是智慧化基层生态圈的必要组成部分，它由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仿真映射而成，将物理、社会空间数据以数字孪生等技术统一起来进行信息交互，并构成规范基层治理信息集中存储和充分利用的虚拟空间。但是，基层数字空间作为技术聚集地，其本身尚存在治理结构的诸多不足，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的关系失衡，产生负向溢出效应。

　　负向溢出效应同负外部性相当，它主要出现在经济学领域，常用于描述某一主体或组织在进行一项活动时对他人或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20］当前基层数字空间的负向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算法技术的刚性约束导致“数字增负”。算法技术的应用逻辑具有高度刚性化特征，在细分的数字化指标和属地管理泛化的状态下，一些基层政府在“算法科层制”下会产生大量的“虚拟政绩”［21］，其治理行为是简单的数据治理，而非智慧治理［22］。其二，数据收集盲区导致治理偏差。基层虚拟空间会收集大量的显性数据，即收集自身学习智能技术的能力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