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领导思想：法、势、术领导力的融合新解/张 弘 陈 浩

　　法、势、术领导力模型是由理论归纳和推导的产物，究其根源，领导力模型借鉴了法家法、势、术三位一体思想，同时也来源于各类领导者的领导实践。基于法势术的领导力模型最终要用于分析并指导企业领导者的领导行为，用于提升企业各类管理者自身的领导力。然而，企业管理者在提升领导力的实践中应厘清以下三种关系：第一，制度和文化的关系。制度不是企业管理层意愿的表达，更不是寻求盲目的对标，企业文化才是产生制度的土壤。制度并不能解决制度所导致的问题，只有企业文化和制度建设相互融合才能发挥良性的制度力。第二，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法势术领导力模型之所以将制度力和识人力作为基本的领导力，就是因为法治和德治并不对立。“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商君书?说民》），在法家看来，“务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只有“贵法”才能“贵义”［7］。在企业实践中，一个好的制度能释放企业活力，提升前瞻力就是建立适合未来人才发展的制度，一个以人为本的制度能够容纳和开发利于企业持续发展的人才。第三，领导力与领导情境的关系。所谓“时移而治不易者乱”（《韩非子?心度》），时代在变，领导方式不能一成不变，领导力往往会随着情境不同而发生变化，这是前瞻力的另外一层含义。互联网时代，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不同以往，领导力的提升更没有固定的路径可以遵循。不管是法家思想，还是儒家或道家思想，都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精神，而“不是某家某派的文化精神”［8］。因此，法家思想必须根植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情境，而法、势、术领导力思想只有融入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精神，才能达到领导者与员工的和合、员工与团队的和合，进而推动团队与整个组织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春花.激活个体：互联时代的组织管理新范式［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67.

　　［2］陶新华，朱永新.论先秦法家的人性理论与领导心理思想［J］.心理学报，2002（2）：212-218.

　　［3］李拓.领导力内涵浅析［J］.领导科学，2007（17）：42-43.

　　［4］彭剑锋.赢在用人：三星人才经营思变［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9.

　　［5］席酉民，韩巍.中国管理学界的困境和出路：本土化领导研究思考的启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2-39.

　　［6］张学冰，李宁.中国文化情境中组织的领导及权力—职位权与统驭权的关系［J］.南京社会科学，2006（7）：56-63.

　　［7］夏伟东.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J］.齐鲁学刊，2004（5）：10-16.

　　［8］黄如金.和合管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J］.管理学报，2007（2）：135-143.

　　

　　责任编辑 张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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