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领导思想：法、势、术领导力的融合新解/张 弘 陈 浩

　　韩非有一段著名论述，“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心。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进而明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韩非子?功名》）。在韩非看来，一个领导者要做到“不务而自生”“不趣而自劝”“不急而自疾”“不进而明成”的境界，即不必亲力亲为，组织也能正常运作；不必监督考察，人们也能自我勉励；不必着急，下属自会高效完成；不必刻意追求，自己的权威自然会形成。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具备四点：天时、人心、技能和势位。天时就是指形势变化，只有顺应趋势才能抓住机遇。问题是：领导者能否认清趋势及趋势背后的逻辑？这种考验需要怎样的领导力？因此，领导者要认清形势、发挥领导力，其前提必须是确保方向正确，只有做正确的事，才能正确地做事。人心是指领导者制定的法制方针要符合基层意愿，这点其实已经接近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所谓技能，其实就是领导者采取的各种实践措施，使管理效率有效提高。势位就是领导者凭借其个人技能、人格魅力及职位而获得的威权。显然，韩非的这一领导观至今影响当今领导者的领导观念、方法和行为。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韩非进一步拓展，形成法、势、术三位一体的领导思想（图1），集法家之大成，将领导者治国理政的方略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1.务法—领导者用制度控制组织发展

　　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是基于人性恶的假设，“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韩非子?难一》），即商鞅主张的“信赏必罚”。韩非也主张“明主之所以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可见，不管是商鞅的“信赏必罚”，还是韩非的“刑德二柄”，都强调通过明确的赏罚条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韩非子?用人》）。领导者管理一个组织，必须通过建立制度立下“规矩”，这套“规矩”具有两个作用：其一，使企业管理由人治走向法治，尽量避免管理或领导被人的因素所制约，突破人的能力和精力的限制。其二，明确衡量优劣的“尺寸”，保证组织公平。因此，领导者用制度控制组织发展的目的不是独断专权，否则，当面对复杂的管理情境时，往往会顾此失彼，要么错过企业发展的战略机遇，要么把企业带向死胡同。真正的法治是通过建立制度达到分权和分工，保持组织上下、前后的一致性。

　　法家思想告诉企业领导者：第一，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体系。企业有自己发展的生命周期，对一个初创企业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