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型领导结构维度研究/杨振芳 朱 瑜 陈庆文

　　在精神型领导的结构维度方面，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总的来说可分为两维观、三维观、四维观与五维观。一是两维观。我国学者孟奕爽和唐健雄（2013）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中国情景下的精神型领导包括愿景与利他之爱两个维度。二是三维观。基于领导者特征要求的角度，Fairholm（1997）提出精神型领导由道德领导、管家身份和团体精神三大要素构成。Fry（2003）在对前人关于领导与工作场所精神性的研究进行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精神型领导包括愿景、信念/希望和利他之爱三个维度。我国研究者王峥峥（20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文化背景下的精神型领导也包括三个维度：无私关爱、组织愿景以及信念和使命感。目前，Fry提出的三维度结构是认可度最高的。三是四维观。Denton和Mitroff（1999）认为，精神型领导包含虔诚、互联性、使命感和整体性四个重要维度。Sendjaya（2007）采用文献研究法发现，精神型领导由宗教性、互联性、使命感以及整体性四个要素构成。四是五维观。通过对土耳其教师进行调查研究并对获得的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Karadag（2009）发现，承诺、愿景、生产力、归属和信任是精神型领导的五个构成要素。Jones（2008）运用诠释学和现象学等质性方法对女性社区学院主席进行研究则发现，精神型领导涉及以下五个主题：将精神性纳入工作和生活、包容性、建立和维护关系、自省、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虽然学者们对精神型领导结构维度的划分各异，但通过文献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认可度较高的成分，如愿景（使命感）、信念（承诺）、利他之爱（包容）、互联性（归属、建立或维护关系）以及整体性（团队精神）。

　　在精神型领导的影响因素方面，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系统地探讨精神型领导的影响因素。现有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人口学变量、组织学变量对精神型领导的影响，如王峥峥（2012）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与工作种类等因素对精神型领导的影响。张军成和凌文辁（2011）从工作场所精神性的角度考虑，认为领导者的精神智力可能会对精神型领导的效果产生影响。

　　在精神型领导的效果变量方面，Fry及其合作者在不同组织情境下（警察、政府、学校、军队等组织）开展了大量精神型领导的相关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精神型领导对组织承诺、员工满意度、生产力、工作幸福感、企业赢利、销售增长、财务绩效、社会责任、员工身体健康等都有积极影响。另外，还有研究表明，精神型领导与组织学习能力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Aydin，Ceylan，2009），与组织授权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Yaghoubi，2010），对组织文化感知也有积极影响（Karadag，2009）。

　　总的来说，在国内外研究中，精神型领导的结构内容究竟包括哪些维度以及各维度的具体内涵还缺乏一致的看法。国外研究多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来进行探讨，在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又多是选择一些公共组织的成员（警察、军人、教师、公务员等）为调查样本，但由于行业固有的特性，公共组织的员工与企业组织中的员工具有较大的差别。虽然目前国内也有学者对精神型领导的内容结构进行了探索，但研究的对象也集中于某些省份的国有企业员工以及一些事业单位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