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行贿一起查存在的问题与破解之道／罗 星

　　（一）思想认识上，“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的认识依然存在

　　第一，人们在认识上存在“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的理念。由于现有考核机制还是把案件查办数量作为重要指标，纪检监察机关以及有关部门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对受贿行为的打击上，对行贿行为关注不够，以罚代处的现象比较突出。

　　第二，受“熟人社会”和“人情社会”等传统政治文化影响，部分社会公众对行贿的危害性认识不够，“送礼办事”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民众对行贿行为的容忍度较高，给反腐败工作增加了难度。［8］

　　（二）在实践操作中，对行贿行为精准执法难度较大

　　一是对行贿人处罚存在诸多障碍。职务犯罪案件的复杂性、敏感性导致其隐蔽性较强。在办理受贿案件中，行贿人的检举控告对于腐败问题的发现和查处发挥了重要作用，办案部门经常把行贿人当成证人看待，对行贿人动辄“给政策”，以换取其对案件调查的配合。有的将行贿人是否配合调查作为影响处理决定的重要因素，导致对行贿人往往从宽处理。如果对行贿人简单从重打击，就可能导致其和受贿人一道共同对抗调查，职务犯罪案件就难以取得突破。

　　二是对行贿人查处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在现实中，对于行贿人是主动行贿还是被迫行贿难以区分，行贿人谋求的不正当利益在法律上难以认定。

　　三是对民营企业中的行贿人追究责任面临两难困境。纪检监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既要查清民营企业相关涉案人的问题，又要尽可能避免对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在实践中容易出现两难局面。对于案件中涉及行贿行为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在当地影响力大、对经济发展贡献较大的民营企业，存在不愿查处、不能查处甚至不敢查处的问题，对存在行贿行为的民营企业人员往往不予追究或使其免于法律制裁，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负面激励效应。

　　（三）在法规制度上，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法规制度不健全

　　第一，国家法律规定有盲区。近年，受贿行贿行为的复杂性日益增强，大多数人采取了交易差价、干股分红、合作投资、挂名取酬等形式，这些新型受贿行贿行为在法律上的认定比较困难。比如，领导干部通过特定关系人收钱，如果本人否认知情，如何收集证据来证明？对于行贿行为来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行贿罪纳入进来，但是谋取不正当利益成为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而在现实中对什么是不正当利益难以界定。此外，对行贿人所得的不正当利益如何追缴缺乏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规定：“对于涉案单位和人员通过行贿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财物及孳息，应当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但这里的“孳息”在实践中界定很困难，有的时候行贿人以非法手段取得了工程项目，之后又自己投入了资金和人力、物力，到底对哪些予以追缴在实践中难以认定。

　　第二，纪检监察法规制度不完善。对行贿人的处理标准、尺度需要进一步细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对行贿罪的认定标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