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政策的变迁历程及主要经验／孙发锋

　　首先，社会组织发展的不可逆转性使执政党采用“寓安全于统战之中”的政策理念。改革开放前，对社会组织的需求一度受到压制，但是，一旦条件成熟，对社会组织的需求就会重新释放出来。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为社会组织提供了社会资源，政府职能转变为社会组织带来了新的作用空间，对外交往扩大为社会组织提供了理念支撑，所以，社会组织增速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后最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基于此，不能采用围堵、敌视社会组织的政策，只能在发展社会组织的同时加强监管，在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的同时化解社会组织的消极影响。

　　其次，常规化监管政策工具趋于成熟，使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确保对社会组织的总体控制。这不仅舒缓了社会领域的安全压力，也增强了党对社会组织政策框架的自信。新时代，行政约谈、大数据等工具手段被运用于社会组织治理，在推进建立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形成专业化、协同化、社会化的监督管理机制上有了很大进步。因此，可以用常规化监管政策工具遏制社会组织的危害行为，从而使“强统战、强安全”有了管理手段保障。

　　再次，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性吸纳”策略具有统战和安全的双重面向。近年来，党采用政治吸纳、精英吸纳、资源吸纳、组织吸纳等策略，营造符合自身政治偏好的组织运营环境，从而达到对社会组织的运行过程进行嵌入性干预和调控的目的，而社会组织则乐意借助于党所提供的政治机会和资源达到发展的目的，这就实现了“嵌入性监管”（对党来说）向“嵌入性发展”（对社会组织来说）的转变。［9］以资源吸纳来说，党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使社会组织得到了财政资源，但是党也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

　　最后，社会组织发展的法治环境改善为强统战、强安全提供了法治基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建立“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这说明，党愈发重视用法治理念和法治手段来规范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法治是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则是对其权利的保障。但是，法治也为社会组织设定了行为边界，这有益于形成统战导向与安全导向相互平衡的状态。

　　五、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政策百年变迁的主要经验

　　前文的分析表明，以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组织政策一直处于动态调适之中，具有鲜明的变动性。党的社会组织政策变迁历程蕴含着多层面、多维度的现实启迪。

　　（一）坚持社会组织政策变迁的政党主导性

　　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要、最具权威性的决策主体。党可以通过国家机构，如党政联合发文将自己的意志变成公共政策，也可以直接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策文本，如党重要会议通过的文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