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政策的变迁历程及主要经验／孙发锋

　　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是统战工作不可忽视的重要对象。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已经萌生，并开始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1］尽管受到军阀混战、法治缺失的影响，但是中国社会组织总体上仍呈现增长态势。据相关统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社会组织数量至少有5万个，如果加上根据地的社会组织，最低数字为8万个。显然，中国共产党要发动、团结与组织全国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实现“革命的大团结”，社会组织是必须争取的政治力量。将统战作为社会组织政策的价值导向，符合党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的革命战略。

　　再次，国民党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压制和镇压，激起社会组织的强烈反对，这为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政策树立全面统战导向提供了可能性。国民党政府奉行“党治主义”，利用党权钳制民权，运用严苛、烦琐的法律政策限制社会组织发展，为社会组织发展设置障碍。正如瞿秋白所说，“不仅在实际政策上，而且在理论上都不允许民众有丝毫自由权”［2］75，“中国没有一个合法的‘民众团体’是可以不属于国民党的”［2］505-506。国民党政府对社会组织实施的高压政策，使社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主权利、反对国民党统治上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础，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政策的统战导向具有扎实的现实根基。

　　最后，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政策的全面统战导向是与国民党争夺群众、争夺社会组织领导权的需要。任何政党的力量源泉都在社会领域。拥护政党的群众数量、追随政党的社会组织数量，是衡量政党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尺。为了抑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增长，国民党竭力弱化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组织联系，力图使中国共产党失去社会组织的协助，与自身的群众基础相脱节。中国共产党只有贯彻全面统战导向的社会组织政策，才能集合各种民众团体形成“民主主义大同盟”，才能打破国民党的“组织围堵”，巩固自身的群众基础，“经过群众组织的多样性，去实现党的领导的统一性”［3］。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组织政策：安全至上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体制外政党到执掌国家政权政党的跃变，这使得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夺取国家政权、赢得革命的全国性胜利的问题，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任务则是如何巩固国家政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关切的情况下，党的社会组织政策迅速被安全化，社会组织问题被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党在社会组织政策目标上出现了安全至上替代统战至上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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