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政策的变迁历程及主要经验／孙发锋

　　其次，社会组织中潜伏着不稳定因素，威胁着党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一些社会组织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继续以社会组织的民间身份，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各种活动。为了不让新生政权受到威胁，社会组织成为国家首先加以处理的对象和进行彻底整肃的对象。

　　再次，巩固和壮大新生人民政权的经济基础需要社会组织政策的价值目标置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这与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了矛盾。因此，作为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国壮大巩固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物质基础的任务异常繁重。二战后，一些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建设的失败教训表明，经济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前提。这些国家在“非殖民化”潮流中赢得了民族独立，但在经济上仍受到“资本帝国主义”的奴役，最终葬送了自主性国家治理权，再次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这使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刻的“赶考意识”和忧患意识。基于建立、巩固和壮大新生人民政权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位制，使社会组织失去了统战价值，安全考量占据了社会组织政策的主导地位。

　　最后，苏联的社会组织政策对中国起到了榜样作用。苏联共产党基于自身的执政党思想和全能型政治理论，建立了安全导向的社会组织政策体系，将社会组织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之内，成为全能国家管控性力量的支配对象。换言之，就是用社会国家化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中国共产党没有别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将苏联当作学习的“典范”。

　　三、自改革开放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组织政策：安全为主、统战为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追求和具有最高权重的价值理念。基于此，社会组织政策中的安全导向呈现出相对淡化趋势，党的社会组织政策的立意由原来的无限控制、绝对控制转变为利用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社会组织发展获得了一定的政策空间。所以，这一时期，社会组织被作为同盟军和统一战线，得到来自体制的认可、包容和支持。［5］但是，统战考量并未完全取代安全考量，相反，安全考量居于统战考量之上。中国共产党在保持总体可控的前提下推出了一系列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为目标的政策，社会组织拥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却不能超出安全、稳定的限度。简言之，党的社会组织政策目标中虽然渗入了统战因素，但安全仍是支配性价值导向。

　　首先，社会组织自身的独特功能和社会组织对于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使中国共产党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是提供服务、反映诉求、扩大参与、规范行为、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重要力量，因此，这一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多次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