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思道《劳生论》对重塑政治生态的启示／魏志龙

　　第三类是充斥虚伪、满是套路的政治权威。这类人往往外呈厚貌而内蕴百心，随时保持“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常常“持百心”用于“事百主”，正直表面下隐藏的是不实作风，即便面对亲朋时也存有“不耻不仁，不畏不义；靡愧友朋，莫惭妻子”［1］4110之心，失范失信是常态，立的是“歪梁”，树的是“烂柱”，积聚负面能量带来消极效应，肇生制度弊端，蚀化国家威权。卢思道文中所喻，就是今天党内所讲的“两面人”，他们一旦为官握权，极容易成为政治上的投机者、行动上的两面派、道德上的伪君子，严重破坏所在地区的政治生态。

　　观其文知其人，卢思道将奸佞小人的谄媚丑态描写得淋漓尽致，毫不讳言对其的深恶痛绝。谈到衣冠士族的“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卢思道甚至不屑再去嘲讽，既然时俗之弊如是，自己的“违时薄宦，屏息穷居”便大有屈原“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与洁净了。不仅如此，《劳生论》在总结出以上三类破坏政治生态的群体后，还提出“夫人之生也，皆未若无生。在余之生，劳亦勤止”［1］4109，表达的显然不只是一己仕宦命运的坎　，而是对北齐、北周尤其是对整个北齐政治风俗的反思和鞭挞。同时代颜之推的《观我生赋》，其文所论判的“我生”，只是将个人的小历史融入国家的大历史中来审视，更关注自身的利益诉求，而缺乏对国家命运的关怀。无论是在小历史还是大历史中，同类型的人或事比比皆是，个人的心态也不过是鼎革之际的时代样本。

　　二、政治生态崩坏与《劳生论》中的理想社会

　　东汉后期，儒家经学衰微，“党锢之祸”后，士大夫阶层受到政治迫害，士人气节遂陷入虚矫。《劳生论》批评的北朝季世的“污浊士风”与当今未整治的某些圈层的政治生态亦有类似之处。卢思道力求肃清“污浊士风”，维护现实正统。

　　在卢思道看来，仕宦者的堕落是政治生态失衡最难以逆转的根源，如若蔓延成风，将会影响政治环境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政治制度的构建，结果是百姓不顾纲常，污吏激起民愤，贪官毁坏国家形象，最终动摇国家根基。因为政治生态如同自然生态一样，其恶化都是一个系统性退化过程。退化动力要么源自旧的内部结构正在销蚀瓦解，要么源自新的内部结构尚未建立健全。毫无疑问，卢思道所经历的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生态恶化属于前者，污浊的政治生态使士人气节陷入虚矫，人求自保而不得，罔顾公义与道德，官场众生皆不知其丑，反引以为荣。面对如此的政治环境，如卢思道般“独醒”者，也不过是沧海一粟，无法正本清源，总是身陷于污浊之中、淹没于困顿之际，恶性循环将永无止境。

　　忧思变革的卢思道，在《劳生论》中表达出净化官场风气、重塑政治生态的理想。他认为，唯有仰仗组织性革命，启动政治生态重塑逻辑，才能让每一个士人“偃仰贵贱之间，从容语默之际，何其裕也”［1］4110。也就是说，中坚阶层士大夫拥有“王者师佐”的最高理想，虽处官位，但君子“从道不从君”［2］，在关键时刻应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力量来净化“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