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同构：公共价值下的民生政策舆情风险评估/李 颖

　　价值冲突体现到民生政策中，就是公众对政策的或认可、或部分认可、或部分否定、或全部否定。一定的价值冲突有利于政策的不断完善，但前提是能够基于公共价值的引导达成政策共识，而政策共识的形成又离不开个体的自我调适和政策自身的修订完善。其中，舆情风险评估就可以对政策稳定风险评估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对政策意见分歧和其中的价值冲突进行更加细致和准确的识别、分析，从而为政府在进行政策回应时，能够及时、快速地发声，并且使这种回应更加切中舆论关注的重点，提高回应的质量。

　　（三）舆情风险评估有利于防止政策性突发事件

　　和突发事件的演变规律一样，舆情的演化大致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由问题形成舆论，舆论发展成为舆情风险隐患，隐患受到触发后发展为政策性突发事件。因此，要做好政策舆情风险的预测与研判，并制订相关的舆情风险应对预案。

　　民生政策也是如此。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民生政策，除了常规的政策稳定风险评估外，还应该有专门的舆情风险评估。大凡舆情的演化都是由热点话题引起舆论汇聚，在价值分歧和价值冲突的作用下，多元社会价值与政策价值的不一致性会引发舆论的进一步发酵，形成负面舆情。负面舆情如果得不到有效引导与控制，就会形成负面舆情潮，导致舆情升级，对政策形成冲击，破坏和阻碍政策的顺利实施，甚至还会引发突发事件。同时，作为在当前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都改变的时代背景下，受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的影响，舆情的走向对任何事件的意义都更加重大。民生政策尤其如此。舆论体现了社会公众对政策的看法和价值判断，舆情的演化则直接体现了社会公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接纳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先有充分的预判，能够进行积极引导，舆情风险就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

　　（四）舆情风险评估能够为政策共识的形成提供舆论支撑

　　有学者指出，在近代以来的中心—边缘治理结构中，无论是通过代议制的运行而聚合出共识，还是通过科学化的因果推理而得出共识，共识的达成都受到精英的主导和操控。共识往往体现的是精英的意志。基于共识而生成的政策因而远离了公共利益，成为精英管理社会的工具。而公共价值往往被模糊或被精英价值遮盖，这是无法忽视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民生政策在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就更应该进行舆情风险评估。［4］

　　对于民生政策而言，政策目标群体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其舆情风险点也更加难以准确识别。而作为公共政策的民生政策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即一项政策的制定或执行有时会引发其他一些政策领域的风险从隐性逐渐演化为现实的冲突，加之政策效应的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这意味着只开展前置的稳定风险评估是不够的，因为它难以全面监控和及时动态识别与化解政策执行中的各种风险。［5］同时，社会舆论多存在较明显的邻避效应，一旦负面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