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进路与反思/沈费伟 刘祖云

　　第四，关于乡村关系的研究。在乡村关系的问题研究上，我们发现也存在两种研究路径：其一是对于村庄之中各个治理主体（主要包括乡镇政府、村委会、村党支部、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宗族、村民群体等）之间关系的研究。譬如，徐勇在《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中从微观实证和宏观理论上分析了乡村中的多重社会关系。项继权（2002）的研究表明，当前我国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肖唐镖（2008）研究并探讨了乡村治理中宗族与村民的互动关系，发现当今农民的态度与行为是多元的，他们组织或参与宗族活动尽管有较大的自愿成分，却也有相当的非自愿成分。其二是关于乡村关系力量的强弱展开讨论。譬如，贺雪峰（2006）从区域比较的层面研究乡村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弱乡强村、强乡弱村、强乡强村”等多种乡村关系模式。金太军（2002）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形成的基层政权格局，并着重探讨了现行“乡治权”与“村治权”之间关系的张力与成因。张厚安、谭同学（2011）则分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乡对村的指导、支持与帮助关系。

　　第五，关于乡村治理的其他内容研究。这主要包括乡村治理的主体研究、功能定位、困境分析及对策探讨等方面。譬如，金太军（2002）提出，村庄治理中有三种权力在互动，分别是国家、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马宝成（2003）认为，乡村治理对乡村政治稳定有积极的意义。袁金辉（2009）认为，当前乡村治理的困境主要包括小农经济束缚、乡镇债务沉重、乡村公共权力不规范、农村宗族势力复兴、农民负担沉重以及村民素质不高等。李莉、卢福营（2010）认为，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在于尊重农民的意愿，获得农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和充分发挥民间的创造力。

　　四、反思与展望：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未来走向

　　徐勇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脆弱的小农能否支撑得起一个农村现代化体系”的疑问，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由此可见，中国乡村治理在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乡村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农业、农村及农民都面临着发展的困境与瓶颈，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力推动乡村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进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