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进路与反思/沈费伟 刘祖云

　　（三）“面”的层面：乡村治理研究主题的形成及其理论展开

　　在“面”的层面上，学者们主要针对乡村治理这一议题本身展开系统性的考量和探究，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面向，提炼出比较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

　　第一，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如果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追根溯源，那么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便是这个源头。20世纪90年代中期，徐勇、项继权等人将村民自治研究拓展为村级治理研究，由此拉开了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序幕［2］。徐勇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运用理论阐述和田野调查，深入分析了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自治内容、运行机制、功能限度等。吴理财（2002）从国家建设的视角出发，详细探讨了村民自治的工具价值和历史功能。卢福营（2008）的研究揭示了村民自治在实际运作中的困境与偏离，认为这一制度还有待改革和扩展。在此基础上，董江爱（2008）进一步提出，新农村建设不仅有利于拓宽村民参与的渠道，还有利于增强村民参与的热情，更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提高村民参与水平，它是对村民自治制度的深化和发展。

　　第二，关于村治模式的研究。围绕“什么样的乡村治理模式是合适的”这一话题，众多乡村治理学者进行了关注与探析。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主要存在对现行“乡政村治”模式不同看法的三大派别：支持派、改良派和否定派。一是以金太军为代表的支持“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但他们也认为这一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健全乡政村治制度体系，实现乡政与村治的法治化［3］。二是以徐勇、贺雪峰等为代表的要求改良现在的“乡政村治”模式。徐勇（2002）认为，现在的“乡政村治”模式存在问题，需要对其进行改良，并且提出了“县政、乡派、村治”模式和“乡派镇治”模式。这一想法得到了徐增阳、黄辉祥等人的支持，他们也提倡“乡派镇治”模式，即在乡设立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在镇设立一级政府。贺雪峰则提出以农民主要行动单位为基础的村治模式。三是以沈延生、郑法等为代表的完全否定“乡政村治”治理模式。沈延生（1998）认为，建立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新型村政，关系中国的行政发展与政治发展，也关系中国农村的产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提出“乡治—村政—社有”的治理模式。郑法（2000）则提出“乡镇自治”的模式，同时提倡建立农民的“三自”组织。针对以上这些模式的探讨，蔺雪春（2006）总结道，必须科学合理地规置党组织及其运作体制，理想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且应当是多面向的。

　　第三，关于乡村政治的研究。目前，学界对于乡村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关于乡村政治的发展及变迁方面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