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协同机制的思考/牛月永

　　当前，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理想信念滑坡、作风不良及大量贪腐等问题，这将败坏党风政风，使政党伦理道德陷入贫困，严重影响执政公信力。究其根源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存在隔离，没能同时、同向发力，导致传统思想建党力不从心、制度治党执行力不足。为此，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从隔离到契合的转型中构建协同机制，这既是全面从严治党基本规律的体现，也是提高执政公信力的迫切需要。

　　一、构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协同机制的可能性

　　（一）从目标性来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具有同向一致性

　　从严治党既需要内化于心，还需要外化于行。“内化于心”主要是思想问题，体现在思想建党方面；“外化于行”主要是制度问题，体现在制度治党方面。所以，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统一在从严治党中，同向于从严治党。邓小平曾经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具有的同向一致性。从社会学层面来看，社会人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人的双重性决定了社会行为需要教育与制度双保险，因为人性的弱点就在于人性中的自然属性使得人性中天然地包含了人作为动物性存在的某些兽性，这就决定了社会个体总是在人性中存在着私利性。在面对利益时，为追逐私利，总有人要违背诚信行为的原则，诚信制度正是要打击这部分人，让失信者失利，从而保障社会诚信环境。毋庸讳言，人的双重性决定了社会行为既需要教育的自律，也需要制度的他律。对此，把人的双重性延伸到党内，体现在从严治党上，表现为从严治党既需要党性和道德教化，也需要党章党规制约。所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这都是对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一致性的要求，也是对两者协同发展的遵循。

　　（二）从功能性来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具有凹凸互补性

　　教育突出柔性，以说服为核心；制度突出刚性，以惩戒为根本。所以，从功能性来看，教育与制度具有凹凸互补性。毋庸置疑，思想教育固然重要，因为这是触及人的灵魂的问题，但是思想教育的功能也有局限性，如弹性大，难以用考试的方法测量人的真实的精神境界；又如教育往往以活动的形式出现，教育实践活动有始有终，存在“抛物线”现象等。同时，哈耶克指出教育的“凹性”，他认为“一切道德体系都在教诲向别人行善……但问题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相对于道德教育，康德指出制度的“凸性”，他认为“道德是理想的，而制度是现实的。道德是扬善的，而制度是抑恶的”。这就体现出教育与制度具有凹凸互补性，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度教化，把人们对公正制度的信任加以泛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德性培育，直接以社会动机取代公正的原初的利益动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阐释出思想教育与制度规范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