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当督导的强制性公民行为中介调节模型框架构思：一个质性研究/陈 明 高晓英 于桂兰

　　（二）研究意义及研究展望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首先，本研究在当前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就不当督导与强制性公民行为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发现了一些本土化及其他变量可能的中介调节作用，进一步扩大了二者关系中介调节效应的探讨范围，为更全面揭示二者的作用机理及条件因素指明了新的方向和可能性。其次，本研究主要运用质性研究的方式来进行理论探索，整个过程遵循严谨规范的流程及步骤，与以往的描述性研究相比，结论具有更高的信度，也进一步丰富了质性研究方法的相关应用。

　　由于质性研究方法本身的相关特性，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样本的选择问题，考虑访谈对象的可获得性和访谈实施的便利性，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就近抽样、关系抽样和便利抽样，样本数量相对较少，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结论造成影响。二是质性方法在操作时可能有一定的主观偏差，虽然本研究依据比较严谨的科学规范来实施，但仍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些均需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克服。

　　另外，根据本研究的结果，组织开放程度、工作流动性知觉程度及组织嵌入度也可能是员工感知“被”行为的某些原因，虽并无现有研究明确提出它们与CCB存在相关性，但从逻辑上是可能的，因此仍需更为严谨的理论推演即实证检验来进一步明确。此外，诸如经济支持、主管权力、绩效因素可能的因素也应纳入未来研究的讨论范围。

　　

　　参考文献：

　　［1］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万华，欧阳友全.基于辱虐型领导视角的强制性公民行为研究［J］.企业活力，2011（12）：50-54.

　　［3］彭正龙，赵红丹.强制性公民行为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0（6）：46-51.

　　［4］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M］.台北：心理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张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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