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当督导的强制性公民行为中介调节模型框架构思：一个质性研究/陈 明 高晓英 于桂兰

　　此外，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差异较大，儒家文化传统下的一些本土特征可能使得不当督导与CCB的表现强度及关联程度均有所不同。如作为儒家文化本质特征的“关系主义”［4］，员工不同的关系取向程度可能在二者关系中起权变作用。与之类似，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倾向、对权力距离的感受、人际的敏感性等因素是否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二者的关联性，尚未有研究对这些本土化变量进行探讨，因此，亦有必要对其进行检验。

　　根据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本研究总结了不当督导与CCB关系的当前研究框架模型，如下图所示。

　　

　　由于当前研究中对于CCB的探讨仍很少，且大多数研究是在西方组织情境下进行的，不当督导、CCB等概念也是学者根据西方工作场所的特定情境提出来的，因此，它们在中国组织中的具体表现及华人员工如何理解等问题，可能与西方有所差异。更重要的是，不当督导与CCB的关系虽基本可以确定，但它们之间如何作用及存在哪些干扰，相关探讨仍极少，因此导致本框架对西方研究的可借鉴性较低。为了解中国组织中CCB的现状及初步判断框架的合理性，进一步揭示中国组织情境下CCB的影响因素及不当督导与CCB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极有必要采用质性研究进行研究框架的理论探讨与挖掘。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及开放式问卷进行探索性研究，这两种方法一直为众多学者广泛使用，基本流程与方法如下。

　　最初选取了白银市某所高中的3名教师为访谈对象，通过了解之后，又相继选取了兰州市两家企业的7名员工为对象，最终选定三个组织共10名员工进行深度访谈，整个过程历时约1个月。

　　为获得尽可能真实的组织信息，研究者对访谈的误差进行了一定的控制：（1）访谈开始之前，在征得被试者同意的前提下将访谈内容进行录音，并告知被访者访谈内容只用于学术研究，不会外泄任何个人信息，必要内容一经录入即销毁原始资料，减少被试者的顾虑；（2）在现场逐步引导被访者将问题深入化、具体化，以最大限度地挖掘被试者的信息与感受；（3）与被访者互动，进行相互问答及交流对同一问题的看法；（4）尽量避免学术性语言及隐晦、生僻、歧义等词句。

　　10名被访者的平均工作年限为4.1年，工作时间较长，可以认为他们对组织中的CCB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其提供的观点与信息对本研究具有相当的价值。行业分布主要来自教育、食品加工、石油化工三个行业。访谈内容主要包括：（1）如何理解CCB，组织中CCB的具体表现有哪些？（2）组织在什么情境下更可能产生CCB，其原因是什么？（3）什么样的人更可能表现出CCB，为何？

　　与此同时，还在访谈期间对以上三个组织的其他部分员工进行了开放式问卷调查，共选取了40名员工现场发放问卷（不包括访谈的10名），全部回收。主要内容包括：（1）列出符合CCB定义的品质、行为或工作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