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协同治理/杨华锋

　　【摘  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集中于社会共治格局的形成。通过对秩序形成方式的类型学分析，可以在制度层面上梳理出协同治理的制度定位，即不同于行政规制、权力外包与市场自决的自组织秩序模式；通过对治理理论发展与治理方略的比较分析，可以在行为层面上梳理出协同治理的结构维度，即依赖于部门合作与公私合作双向有机整合的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之上，从行动者网络的微观层面分析合作行为发生并得以维系的条件，以合作型社会的建构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关 键 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治理；合作

　　【作者简介】杨华锋（1982— ），男，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行政理论与治理创新。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1&DZ07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15）02-0016-0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之一，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社会多元共治，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厘清多元共治，即协同治理的制度类型、实践轨道及其行动者结构，方能在创新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一、协同治理的制度定位：秩序追寻的方式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国家治理的学理讨论方兴未艾。有学者认为，“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制度现代化，即国家基本制度现代化”［1］。也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顶层设计与实践曲折前行的交互过程”［2］。无论是制度现代化，还是制度的顶层设计，其共同点都在于制度，而制度的核心功能是增进秩序，具有系统性、非随机性。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制度结构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公众预期的确定性，即信息供给与实施制裁的双重机制，进而引导社会行动者的行为策略达至均衡，推进集体的共同行动。诚如杰克?奈特所言，“人们选的是能使其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而制度通过作用于预期效用的计算来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其中的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对社会预期的一种稳定功能”［3］。这一点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也是如此，制度通过提供信息来消除不确定性，继而稳定策略预期，保证复杂系统的互动得以进行。通过对不确定性的消除和行动策略预期的研判所形成的情境，即为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也就是说，“制度能够持续地和稳定地提供社会秩序，而稳定的秩序又为行动的确定性提供保证”［4］。制度形式对于构建行动者规范并预期其策略偏好具有良好的作用，是共同体得以维系的重要保证。

　　根据权力系统的开放程度、市场化与自由程度的依次递增，我们可以将社会治理的结构划分为以下四种制度形式。

　　一是行政规制。这是一种基于“命令与服从”的权力安排，是典型的官僚制度模式，其依据行政干预主义，通过制定规则体系及法制框架来追求社会秩序的实现。这一秩序路径源于韦伯式的理想官僚制，其规制逻辑的核心是考虑标准化、程式化与效率，就其行政效能而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