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协同治理/杨华锋

　　比如，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对参与的效果、效率要求也越来越高。可以说，网络时代的到来，宣告了行政信息壁垒、行政垄断和信息孤岛的终结，网络问政成为当代中国治理变革不可小觑的力量。因应网络技术而催生的行动者结构与社会网络的变化，在治理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此情境下，时下蔚然成风的社区网格化管理也是推进协同治理实践的有益尝试。如河南省信阳市河区五星办事处以办事处为基本单元划分网格，通过职能的科学划分与服务的明确到位，实现了“排查全覆盖、管理无缝隙、难事不出办事处”的精细化管理目标。其“一格四员”的构成，即一个网格配备一名网格长、一名督导员、一名警务员和一名协管员，充分汲取社会力量的参与，尤其是网格长的选择范围非常广泛，有党员干部、私营企业主、中小学教师、退休居民等，并且设立了网格长的激励与考核指标，有效地发挥了社会不同行动者在区域内的积极作用。可以说，这是通过行政引导的方式，完成了基层治理目标。从协同实践的来源看，这一方式倾向于行政权力引导下的协同进程，在此验证了阿兰?图海纳所说的“行动者归来”，“（其）靠的不是征服，而是保卫的精神，（社会的公共生活）是由那些战斗者和协商者的行动打拼出来的”［8］。就行动者的生存与发展而言，社区是历练与磨合协同实践的最佳区域，其网络结构的谱系在社区中也可以得到更为直观的体现，昭示着合作权力基础上的合作社会的到来。

　　倘若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来看行动者的网络尚显抽象，那么我们选取“郝堂试验”这一合作创新的案例来说明协同治理中的跨部门合作与公私合作过程，继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郝堂村作为中部省份一普通村庄，其治理试验始于2009年的内置型金融合作，即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组建。该金融合作有效地整合了基层政府、村委会、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与村民等多元主体，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既有效地解决了村庄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又培育了良好的社会资本，为2011年启动生态型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金与组织条件。通过四年左右的试验，郝堂村成为首批入选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的村庄之一。回顾郝堂村的经验，我们发现金融合作比较成功地构建出多元行动者的参与途径，不经意间塑造了协同治理的模式，该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对话与协调的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