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如何规避社会治理中的数字化风险／姚迈新

　　（三）破除社会治理中的数据本位主义思想

　　在数字化技术时代，领导干部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实现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创新，充分释放数字红利，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服务以及提升治理效能等。当前各级政府部门掌握了超过80%的数据资源，但不同部门间的数据协同与共享效果仍不理想，出于部门利益和协同成本的考虑等，领导干部的数据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思想依然十分严重，目前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汇聚、清洗与整合，因而也就无法实现数字红利中巨大的社会治理价值。因此，规避社会治理中的数字化风险，关键在于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坚持整体性政府方向，破除数据本位主义思想，推动政府间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把部门间的工作目标真正统一到以人民为中心上来，使教育、医疗、公安、住建等分工职能各有差异的部门，通过数据的统合驱动，进行科学决策、精准服务，真正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四）警惕社会治理中的数字技术权威主导

　　领导干部需要认识到，在数字化技术时代，当数字化技术渗透或嵌入社会治理制度与实践中时，将由此衍生出以数据和算法技术为核心的权力——通常指掌握核心技术的科技企业，政府公共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传统权威地位将受到严峻的挑战，掌握数字化技术开发和分析能力的市场主体却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如果不加以警惕和防范，政府公共部门因为缺乏技术能力和技术预见，未来将仅仅作为数字化技术应用的使用者角色而存在。政府要想既发挥数字化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强大功能和作用，又相对独立地保持自身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单一决策权，至少要在两个方面进行谋划与部署：一方面，加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防范技术巨头利用技术优势染指公共部门权力；另一方面，培养和激励技术型领导干部，尽可能巩固政府公共部门在新技术情境下的决策地位。

　　（五）防范社会治理中的数字技术歧视效应

　　“人工智能应用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算法是关键。”［2］但是，发挥数字化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功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在算法的基础上对社会公众的需求进行评估和细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该技术可以基于算法帮助决策者评估地区犯罪风险、预测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控交通流量与拥挤程度，以及根据公众的浏览记录推荐有关的政务信息等，从而提高政府决策和公共服务的智能化程度。但数字化技术在带来智能、快捷的使用体验的同时，也容易产生数字技术歧视效应，并不能保证新技术应用的客观、公平和公正。其原因是算法内藏的是代码，而不是规则，事实上仍是由人（主要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