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如何规避社会治理中的数字化风险／姚迈新

　　（一）对数字化技术的过度崇拜会弱化治理实际效果

　　当前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复杂多样，社会治理目标具有多重性特征，因此，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实践既包括现有基础之上的增量改革，也包括基于存量的深度转型。从本质上讲，增量改革是力图用数字化技术来优化社会治理绩效，但并不关涉社会治理的深度转型，也不涉及对社会治理体制和结构的系统性调整，以及对社会治理改革的内核与深层领域的探索。比如，很多基于网格化、数字化技术的社会治理项目只是停留在浅表层面，所面向的问题不带有症结性和根本性，一直缺乏对深层次问题的整体性应对策略，导致带有整体性的社会治理目标被割裂和碎片化。如果过于崇拜和依赖数字化技术，单纯用技术主义方案来承载社会治理的多重目标，相当于现实生活中的“遇到红灯绕道走”策略，将大大降低数字化技术的治理效力，弱化数字化技术的治理效果，使领导干部承担一定的社会治理风险。

　　（二）对数字化技术的过度依赖会致使治理主体性匮乏

　　从治理角度而言，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有助于将数字资源转化为治理优势，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和高效化。近年来，各级各地政府普遍注重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某些治理目标，而且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的确能够在短时期内带来外显度很高的绩效。然而，对数字化技术的过度依赖往往伴生着对社会主体性培育和公共性构建的忽略，在此情形下，各级政府更加注重深挖技术潜能，而较少关注社会动员。事实上，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归根到底离不开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和协同治理，以及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协调能力的提高。特别是面对高度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必须不断提高多元主体的自治意识、公共意识、参与意识和规则意识。当把社会治理的方法、措施和途径都寄希望于技术工具时，各级政府自然倾向于采取工具主义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社会自组织力量停滞不前，自我协调和自我组织处于较低的水平，社会治理的主体性严重匮乏。

　　（三）对数字化技术的过度推崇会造成治理成本高昂

　　数字化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带有显著的问题导向和事本主义特征。问题导向是数字化技术的优势所在，技术有助于廓清真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而对真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事本主义则是数字化技术应用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即强调“一事一议”和“特殊主义”，惯常采用应对型、个案化、非系统性思维来缓解治理过程中的压力。比如，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严重依赖数字化和信息化手段，以事件为管理内容，以处置单位为责任人，进行网格式、精细化管理，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虽然数字化技术的快速、精准特征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但是数字化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在于，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应对方案，而不是针对社会系统的一揽子方案，对数字化技术过度推崇，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技术悬浮，过度将技术嵌入社会治理体系及制度中，会造成技术排斥政治和技术排斥社会，导致治理成本急剧上升。“技术治理把许多原本需要体制改革解决的问题化约为‘一事一议’的行政技术问题……往往意味着极高的治理成本，对行政体制也会造成很大的工作压力。”［1］其后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