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如何规避社会治理中的数字化风险／姚迈新

　　（四）对数字化技术的过度利用会加剧社会分化

　　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种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应用数字和信息技术从事信息传播和交流，开展学习和工作等活动。然而，在社会治理领域中运用数字化技术，依靠数字信息做出公共决策，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因为数字化时代存在很多缺席者，那就是在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的人群，以及众多无法在数字化时代中有效表达自身意见、情绪和利益诉求的人，无意忽略或有意忽视这些群体并不利于对所有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身处数字化时代，人们在地域、收入和教育水平上存在差异，致使在数字化技术的掌握和运用上也产生了显著差别，数字信息落差加大。对数字化技术的过度利用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造成人为的公共服务供给差异，将事实上存在的数字鸿沟演化成为结果上的数字歧视等社会公平问题。

　　（五）对数字化技术的过度迷信会导致治理创新不足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以往依靠个人经验进行决策的治理模式，数字化技术在部分环节和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的管理功能。但是，当领导干部过度迷信数字化技术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能力，认为依靠新技术可以解决当前社会中的所有治理难题时，就很容易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本末倒置，以技术为中心，而不是以深层次改革为中心，忽略对根本性问题的解决。数字技术中心论的持有者往往将社会治理的重心放在形式创新、效率优先、效果为王上，却避免对社会治理体制的核心部分进行深度改革和实质创新。这种一边倒的技术中心论引发的是形式创新和实质创新之间的失衡，导致无法实现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社会治理改革与创新逐步被低水平锁定，并带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体制改革裹足不前，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长期不能理顺。事实上，这些源于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不是单纯依靠数字化技术所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社会治理领域的深层次创新。

　　三、超越技术限度，提升治理效能：领导干部如何规避数字化风险

　　（一）走出社会治理中的数字技术全能藩篱

　　可以预计，未来数字化技术将越来越多地渗透与嵌入社会治理实践，成为公共部门影响社会公共生活，调和、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工具。但是，鉴于数字化技术本身的特征，比如数字化技术的事本主义和化约逻辑特征，前者容易导致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具体性、细节性的问题改进而忽视根本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后者则导致社会治理创新被化约为各种类别的选择性应对而使改革创新实际处于停滞区。因此，领导干部需要深刻认识到数字化技术治理的局限性，切不可持有数字技术全能的观念，因为良好的社会治理实践离不开治理体制的变革和优化、治理主体的培育与参与以及治理技术的进阶与嵌入等。领导干部应将数字化技术视为社会治理赋权增能的辅助性工具，避免过于强调数字化技术的效能和作用，过于倚重数字化技术来治理社会，否则，必然使得社会治理实践出现碎片化、内卷化、伪清晰化和人本化不足等问题，不利于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整体推进。

　　（二）避免社会治理中的技术主义先导倾向

　　社会治理的技术主义先导倾向，意味着提高社会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