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缺失到回归：提升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话语权的本土化论析／黄洪凯

　　中国现行的行政体制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充足的行动空间，但理论与实践总存在张力，若无法清醒地认识国家现状，不能汲取本土优秀的政治文化资源及时走出西方学术话语的包围，治理便难以实现满足人民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便无从实现。西方国家鼓吹“市场万能”的神话终在金融危机中变成泡影，市场会因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失灵，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终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治理理论不是万能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垄断前进历史的学术话语，任何治理理论在实施过程中都会面临多重困境。市场或政府都会失灵，若强行引入新的治理模式，不仅于事无补，甚至会引发问题进一步恶化。“问题并不在于要更大的政府或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5］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治理模式，无论是西方的治理经验抑或中国传统的治理思想，有理有用的时限性意味着对当下治理问题的有效适用性，为此，需要不断结合实际情况动态调适以解决现实问题。

　　三、余论

　　中国对现代治理理论的研究需要世界眼光，既要采取中国立场以突出本土化特色，解决中国难题发出中国声音，又要具有国际视野，彰显大国风范。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兼具面向世界和开放包容的心态，才既能跳出西方学术霸权，又能避免陷入本土学术封闭阈限，形成新时代下具有本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提升治理领域内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参考文献：

　　［1］胡国栋.管理范式的后现代审视与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葛荃.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47-49.

　　［3］刘文沛，黄洪凯.清代廉政法制建设的治理成效及启示［J］.行政科学论坛，2019（7）：52-57.

　　［4］柏拉图.法律篇［M］.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6.

　　［5］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6.

 

　　责任编辑 姜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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