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缺失到回归：提升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话语权的本土化论析／黄洪凯

　　血缘亲族纽带下的柔性治理逻辑。中国古代倾向运用“特殊渠道”建立以人伦为基础，遵从非理性主义或人情主义逻辑的半封闭性的组织体系，其本质即为“家族主义文化”。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多构建于家族伦理基础之上，将治理视为家族关系的延伸，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大精神渗透于政治生活之中，是一种特殊的本土机制。家族文化使人们能够形成集体协作的方式创造价值，而不同于西方重视个人效用最大化与私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以血缘宗亲为纽带，使治理趋于柔性化与网络化，这种网络模式既有代际的垂直关系，又有家族亲属的横向水平联系，现代治理模式也应在各主体的共同愿景基础上，打破僵化的垂直结构，吸收传统家庭主义精神的先进之处，拓展狭隘封闭的纯家庭主义观，发展成社会成员通过情感和道德纵横交织的治理模式。

　　（二）治理理论本土化创新的现实意义

　　构建适应中国情境的治理理论。现代治理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但在面对治理价值方面的非人格化问题和实践失效的问题时，中国“拿来”的治理理论需要在价值反思中重新确立以实践为归属的效用导向，使之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西方主流治理理论的人性根源是具有工具性和经济性导向的技术理性，而中国本土治理理论的人性基础是“和合精神”，其所蕴含的是具有伦理化特征的实用理性。［1］26-27在构建本国治理理论时当以中国传统德性因素为文化基质，发掘德性因素在国家治理中的逻辑展现，并强化儒家优秀思想的渗透。根据传统社会整合机制的历史经验构建感性与理性的组织内耦合机制，构建具有中国特性的本土化治理模式。

　　构建结构稳定的现代官僚体系。中国传统治理实践的特性，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儒学为官学，培养出一个士大夫阶层，并形成一套等级秩序分明且结构稳定的官僚体系，此模式延续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成为维系封建社会稳定、保证国家有效治理的中坚力量。古代中国社会，虽天下有合有分，但统一确是主线，君主专制沿用千年体现了中国本土的治理模式具有优越性和可借鉴性。传统社会的稳定缘于官僚政体中士大夫阶层的稳定，以及对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期间虽有其他民族或政治文化的强行入侵，但作为文化载体的官吏总能运用中国特色的治世之道将其化解并使之本土化，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治国之道与高层次的政治理性与智慧。

　　汲取传统经验以创新现代行政。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已充分证明，在维系社会稳定及促进国家发展方面已积累有丰富的治理经验，“德治、法治、人治、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