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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下期
法治政府建设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探析／周生虎 刘 铁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周生虎 刘 铁
日期：2021-03-01 10:40:49
| 。”名实不符会带来一系列消极的连锁反应，最终百姓会无所适从，祸乱由此而生。法、道、名等各家学说对名与实的关系有不同的表述，其中法家最为系统且付诸实施。《管子•白心》曰：“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管仲认为，君主循名责实、洞察百官，则下无隐情，官员各司其职，而后名正法备，可以达到自治效果。商鞅痛斥了空谈虚论、不求实效的社会风气，进而提出“法已定矣……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之数治”。李悝、吴起、商鞅等的变法改革措施不尽相同，但均坚持了循名责实、以才取人、论功行赏的“实用主义”方针，这也是变法拥有一定社会基础、取得一定成功的重要原因。韩非从统治权术的角度正式提出“循名责实工作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职务应履行的责任已由法律规定，君主要做的是将官爵和任务授予百官，完成任务是官员的职责，无须君主劳心费神，君主所要做的是操赏罚二柄，有功则赏，渎职则罚，优胜劣汰，治国理政变得简单高效。
“循名责实”的出发点是通过监察百官的工作实绩，确保名实相符、优胜劣汰，使法律得以彻底贯彻，这与法治政府建设中“法治监督”的任务及手段不谋而合，但是，人治之下的监察与现代法治之下的监督依然存在较大差异。就制度建设而言，“循名责实”属于帝王心术和驭下之法，缺少完备的制度保障，受制于君主的个人意志，具有不稳定性；“法治监督”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保障，建立了包含纪委监督、人大监督、国家监察、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在内的健全的监督体系，实现了党、政、群监督的有机结合，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特征。就监督范围而言，“法治监督”实现了对所有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的全覆盖，而不仅仅是执法官员和司法人员。就执行效果而言，“法治监督”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决策指令与自下而上的决策效果信息的管道分离，更加注重执行客体的反馈和评价，提高了评价效果的客观性。从技术层面来看，“法治监督”广泛运用现代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方便高效，参与广泛，提高了监督效率和准确性。
六、从“刑赏信必”到“诚信政府”
《管子•枢言》曰：“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政府信用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诸子百家治道各有千秋，但对国家信用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知殊途同归，所不同的是，法家不仅仅限于伦理层面，而是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刑赏信必”出自《管子》，管仲将诚信的道德观运用到赏罚和军事领域，强调刑赏贵在信实而坚决、公开公正，百姓心悦诚服，自会守法自治。《商君书•修权》云：“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商鞅将国家信用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决定变法成败的关键，以法树信，以信促法，通过深入系统的变法改革重塑了国家公信力。韩非吸取了前期法家的诚信观，从价值层面和工具层面论述诚信建设的重要性，提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能胜矣”，同时提出&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