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建设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探析／周生虎 刘 铁

　　《史记》载：“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迁认为，法家“严而少恩”，“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在对法家做出辣评的同时，无意间道出了法的重要作用——法不别亲疏贵贱，为各阶层制定了统一的行为指南，为是非曲直提供了高效的判定标准。法家崇尚法之权威，将獬豸（独角兽）视为护法神兽，意指法的独一无二。慎到认为，“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民众应服从君主，而君主行事须以法为依据，颇具全民守法意味和朴素的平等精神，与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定义“普遍的遵从”遥相呼应。《商君书•赏刑》有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商鞅的“壹刑”思想蕴含着专一、统一、均一三个原则，即抛弃儒、道等学说，专一于以法而治；严格执法，君主的杀伐决断，民众的言论行为，统一纳入法的作用范围；不分亲疏贵贱，全民守法，均平如一。《韩非子•显学》载：“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师承荀子“性恶观”，不期人人为善，务求以法去恶，实现天下大治。

　　“一断于法”可视为现代法治“法外无权”的原始表达，在奴隶制向封建制演进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其不彻底性也往往为后世所诟病。梁启超认为，法家思想不能够成为“政治理论之正则”，“法家最大的缺点在于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即法自何出？实谁治之？则仍曰君主而已”。［1］俞可平则认为，古代中国只有“刀”制而无“水”治，即有“法制”而无“法治”，根本在于封建皇权始终居于法律之上。［2］批评的焦点集中于立法的民主性与守法的全民性，这是用现代法治观念来审视作为治理手段层面的传统法治，在体现出民主性和进步性的同时，也显示出苛刻性。现代法治政府建设需接过先秦法家擎起的重法主义大旗，突破政道层面的局限，赋予“一断于法”新的时代内涵。

　　“权责法定”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第一要求。就执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自民出、法外无权和全民守法保证了“一断于法”得以全面、彻底落实。于政府而言，行政权的本质是委托代理权，无法自我创设、衍生，只能依法履行，行政决策、政策执行、行政监督必须“一断于法”。“权责法定”的底线在于依法用权，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最主要的用权方式，实现行政决策法治化，既要做到权限合法、实体合法，又要做到程序合法，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权责法定”的关键在于责任法定，将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全部纳入法治轨道，真正做到权责对等，彻底改变权力无限而责任有限的二律背反状况。

　　二、从“益国利民”到“高效为民”

　　任何政治统治方式都须为其正当性辩护，“民本”无疑是最灿烂夺目、最具合法性的词语。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先秦诸子百家均有不同程度涉及，如道家的“均平”、墨家的“兼爱”等。有别于儒家“以德去刑”的“仁民”，法家强调富强为本、法治为用的“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