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力量格局的异化与重构：一个结构性的讨论／董 鹏 张 相 叶中华

　　正是基于这种异化，近年来，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改善基层治理生态、重塑基层治理格局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治理力量格局的异化已经严重削弱了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和群众基础，对经济建设、文化环境、人民幸福等均产生了巨大危害。正如前文所言，“重构”代表了两个意涵：一为基于政权强制性力量对基层治理生态的干预和调整，亦即暴力机关对黑恶势力的打击和上级政务部门对基层政务部门的整顿；二为社会性自治力量的觉醒和崛起，典型的是底层精英对基层治理的担忧和参与。来自政权力量的强力干预是卓有成效的，一方面，暴力机关对黑恶势力的打击清除了基层治理中的毒瘤，为治理权力回归人民提供了最为基本的话语权保障；另一方面，执政力量对贪腐官员的清除涤荡了基层治理的政治生态，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谋求正当合法利益提供了平台。社会性自治力量的觉醒和崛起则进一步推动了基层治理改革的进程，公民参与意识的显著提高和主人翁意识的显著增强均是其重要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力量的崛起可以视为传统地方精英的回归，只不过其摒弃了以往的挑战和破坏性质，更具有建设性的监督、沟通的性质。这一重构的过程无疑面临着激烈的斗争——治理力量与寄生性力量、破坏性力量间的依附与博弈、妥协与冲突。然而，这种积极倾向是不可违背的，因为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基层自治的广泛开展和基层治权的大幅下放，这一过程是政权力量的回归和对寄生性力量、破坏性力量的清除，以及对治理力量合法博弈的监督。

　　四、实践逻辑：传统治理力量的回归与有效治理

　　正如上文所述，传统基层治理力量的隐性回归对基层治理格局的异化和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始终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政权力量及其影响的消长。在基层治理重塑的过程中，政府无疑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因为对旧有寄生性力量、破坏性力量的清除需要强制性力量的有力保障，而当这些破坏性因素被涤荡殆尽的时候，政府则应当退居监督者、协调者、服务者和兜底者的位置。如果不能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则会将社会的矛盾转移到自己身上，进而积聚社会矛盾，引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人民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加积极地参与治理实践，较为可行的方式为实行民主选举、成立自治组织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与基层政府部门毫无关联。事实上，无论是政府部门身份的转化还是人民更广泛的参与，都是为了督促基层政府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能和优化治理环境。换言之，基层治理格局的重构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推动的。

　　较之以往，现代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治理力量的回归本身是一种时代性的诉求，是为了迎合基层治理中协同治理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归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隐性的回归。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就国家这样的共同体来说，实现善治的关键在于处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