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腐败”问题分析与治理对策/段贞锋

　　（二）“中介腐败”的产生原因

　　1.中介难中立。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介服务的对象即交易双方主体均为独立的私人主体，他们对交易中的损益具有同样的敏感性，谁也不会甘心当“冤大头”。［6］中介机构必须向服务对象提供合法而优质的服务，“中介腐败”行为没有存在的空间。我国的中介机构大多并非自然发展起来的，而是政府管理职能分离的需要，中介对象一方是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这种特殊格局下，即使没有中介机构的存在，也容易发生合谋和腐败交易。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作为卖家出现时，“为了别人卖别人的东西”，能否卖出好价钱与其关系不大；作为买家出现时，“为了别人花别人的钱”，无须关注买到的货物的真假优劣，甚至还会跟卖者合谋，故意采购质劣价高的物品以便从中获利。中介机构的出现，使这种极不对称的买卖双方关系形式上更趋于合理，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在中介机构这个第三方的帮助下，更加方便和泛滥。

　　2.权力干预，“逼良为娼”。目前我国的中介机构仍然受制于权力机关，对权力机关有较强的依附性。中介机构能否享有某些中介业务，其生存命脉掌握在公共部门手中，这决定了中介机构难以拒绝官员和客户的利益要求。

　　3.利益冲突，不能自持。中介机构依靠其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后收取的报酬生存和发展，盈利的多少决定于其业务量和服务质量。当前我国部分中介机构受到利益引诱和利益胁迫，通过违规操作招揽业务、牟取利益。那些坚持客观公正的中介机构，则极有可能因揽不到业务而无法正常生存，也被迫参与到不良竞争中去，使“中介腐败”现象愈发严重。

　　4.法律约束和监管不力。我国法律主要通过事前审批的方式对中介机构进行管理，并未建立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的包括事前规范、事中检查和事后处罚在内的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例如，作为打击、惩罚职务腐败行为最重要法律的刑法，将贪污、贿赂等常见职务类犯罪的犯罪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而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无法以相应的职务类罪名对其进行惩罚。中介机构参与腐败行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通过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来追究该责任，在法律上还处于空白状态。除相关立法缺失外，各行业的自律性监管也疲软乏力。

　　5.部分从业人员职业操守较差。由于我国对中介机构的管理还不够规范，尚未建立统一的从业人员选聘制度和标准，专业中介服务人员的培养也不能满足中介机构快速发展的需要，大多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并非专业出身，学历层次较低，从业过程中自律性较差，过分看重眼前利益而无视长远利益，更不注重行业声誉。

　　三、我国治理“中介腐败”的对策

　　对“中介腐败”的治理绝不能满足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须建立完善的治理体系，从根本上杜绝其发生。

　　（一）高度重视“中介腐败”的负面作用

　　“中介腐败”与传统的单一腐败形式不同，其贯穿整个腐败链条的多个环节，不仅充当腐败的主体，还是滋生腐败的媒介。虽然出现的时间还不算长，但对社会经济秩序的负面影